【作者介绍】 徐庆全，男，山东烟台人。1986年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89年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研究方向为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留校后，因读书为文繁杂，专业研究淡出，转而从事编辑工作。先在《炎黄春秋》后在《百年潮》，1998年调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正 文】
对于经历过粉碎“四人帮”那段历史的人来说，“你办事，我放心”是挥之不去的记忆。因为那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1976 年10 月下旬，在全国各地庆祝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各种集会报道中，“你办事，我放心”家喻户晓。那一年我14 岁，记事，也稍懂事，而且在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最高指示”指示下，也很“关心国家大事”。
那时，毛泽东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是天大的“国家大事”。《人民日报》和地方报纸，都在大肆宣传“你办事，我放心”这个“最高指示”。当我们家从街头敲锣打鼓的队伍里恭恭敬敬把“华爷爷”像请到家里，和“毛爷爷”的并排挂在墙上时，支部书记还带领我们举行挂像仪式，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一起朗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你办事，我放心。”
稍后，时间不长，一张《你办事，我放心》的油画在全国发行。我们家仍然是从街头敲锣打鼓的队伍中把这幅画恭恭敬敬地请到家里来的，只不过免去了仪式。画面上，毛泽东和华国锋相对而坐，两个发型都一样的“大背头”，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在我这个年龄的人眼里，“你办事，我放心”就是毛泽东主席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的根据。这种固有的观念，一直持续到1999 年听到章含之对这个“指示”的另一种解释为止。
『章含之的否定说法站不住』
1999 年，我还在《百年潮》杂志任职（社长助理兼编辑部主任），社长郑惠先生与章含之女士熟悉。我记得有一次陪郑去章含之家，郑希望章能写点回忆乔冠华的文章。章说，她正在全力编辑《章士钊全集》，目前抽不出时间来，不过，谈到乔冠华，章兴致很高。她谈得最多是她和乔的委屈，以及与这些委屈相关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之间的事。
随后，话题转到了华国锋。她说：是华国锋把乔冠华给打下去了，原因就在于乔了解毛泽东给华国锋所写的“你办事，我放心”，根本不是毛为指定接班人而写的。听到此话，我心里一惊，很想听个究竟。但郑惠对这个话题却并不在意，我不好贸然发问，话题也就错过去了。
2000 年夏，《章士钊全集》出版发行，我陪已经辞去社长职务的郑惠参加发行仪式。章含之对郑惠说，现在可以集中精力写回忆乔冠华的文章了。郑惠因为已经辞职，只是让章和我联系。章大概没把我放在眼里，彼此客气地点个头，这事也就放下了。
2002 年，章含之的回忆录《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出版，我特意查找是否有关于乔冠华与“你办事，我放心”相关联的回忆，还真有。书中写道：也许有一件事也是乔冠华必须被清除的因素。1976 年4 月30 日，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见。当天，冠华回家，告诉我说会见前，华国锋要他在人大会堂等候。当时，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已很不好，说话已很不清楚，有事需要写下来。在此之前，这种情况已存在一些时候，毛主席身边的人就捡那些条子收藏。我曾对冠华说，哪天我也拿几张留作纪念。当时，冠华说：“你千万不要去拿这些条子。这些条子都没有上下文，假若主席百年之后，有人断章取义利用某张条子，而它恰恰在你手里，你如何是好？”这天，冠华说：“主席今天又写了三张条子，是在外宾走后单独与华总理谈国内问题时写的，被华总理收起来了。”他说见完外宾，华国锋总理来到福建厅时，很高兴地给冠华看那三张主席亲笔写的条子：“照过去方针办”、“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以及“你办事，我放心”。也许是命运注定的劫数，冠华偏偏问华国锋这“你办事，我放心”是讲什么事。当时华说他汇报了四川、贵州的“批邓”运动搞得不深入，“造反派”热衷打内战，拟将两派叫到北京，要他们集中“批邓”。华说，主席累了，就写了这个条，叫我去办了。当天晚上，政治局开会传达毛主席会见外宾谈话及其他指示。深夜，冠华回到家时对我说：“有件事很奇怪，华总理下午明明给我看三张条子，到了政治局会上，他只让大家传阅了两张。那张‘你办事，我放心’没有拿出来。”我随口说：“你不是说过这类没有上下文的条子日后很容易作任何解释吗？”冠华说，国锋同志为人忠厚，我猜他是出于谦虚，不拿出来。此事我们也就淡忘了。
5 个月后的10 月6 日，粉碎“四人帮”时，冠华正参加完联大会议后顺访意、法两国。在巴黎时听到消息，他与曾涛大使举杯畅饮，他哪里会想到此时的华国锋已对外交部领导说“乔冠华大概要逃跑，我们可以派架飞机把他老婆送去！”同时，他把那三张条子发到全国，尤其是“你办事，我放心”，被说成是毛主席指定他当接班人的依据。敏感的西方记者嗅到了一点气氛，在巴黎问冠华“听说你回国后有麻烦”。冠华仰天大笑，说他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舒畅，这是无稽之谈。他又哪里知道，此时华国锋已向外交部党组说“乔冠华是最先看到‘你办事，我放心’这张条子的，他明知主席的意见，却抵制毛主席指示，并向外交部党组封锁消息”。
于是，在冠华踏上他深情钟爱的祖国土地准备与全国人民分享胜利的欢乐时，一张天罗地网已经摆开，一项“抵制毛主席临终指示，反对华主席任接班人，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莫大罪名已在等待着他。冠华一介书生，还认为这些都是误会，他说只要向华国锋等人解释清楚就可以了。
谁知，一个外交部长、中央委员此时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任何人都不接他电话，直到最后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都没有一个中央的领导找他谈过一次话！往事不堪回首！（301-304 页）
关于乔冠华为什么被解职，1976 年12 月2日，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宣布免去乔冠华外交部部长职务的决定时解释说：
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这次会议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长，免去乔冠华的外交部长职务。现在讲讲为什么免去乔的外交部长。
其实，这份告王海容、唐闻生的报告是章含之署名的。12 月10 日，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发［1976］24 号）发出，其中第三部分“五、‘四人帮’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打倒周恩来、康生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所列举的材料中，有章含之于1976 年4 月25 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及影印件，用钢笔书写在5 页白纸上，全文如下：
去年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现在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夏天，大约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话。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话。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出席宴会的。
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
含之 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
专案组还对这封信加了如下按语：
乔冠华和他的老婆章含之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由章含之出面，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名义上给毛主席，实际上送给了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同志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气急败坏，写了一大篇话，恶狠狠地污蔑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坚持同“四人帮”斗争的同志是什么“大、小舰队”，疯狂叫嚣：“吃的（得）饱饱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江青所谓的“更大的胜仗”，就是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统统打下去，“四人帮”篡权复辟。
这本专案材料的编印时间，距“四人帮”被捕仅两个月。康生仍算正面人物，按语保持着文革式语言，不足为怪。而且，在那个年代，这封信被加上这样的按语，实际上是向全国昭示乔冠华和章含之是“四人帮”的人。乔冠华的政治生命也随之终结。
12 月24 日下午，“外交部系统五千人在北京体育馆召开‘彻底清算四人帮反党集团成员乔冠华罪行大会’”。乔冠华等被定罪。（宋天仪：《文革日记》，211 页）
这与乔冠华知道“你办事，我放心”底细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么，如李先念所说，乔冠华是怎样“早就知道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却反对、刁难”华国锋的？1979 年9 月4 日在外交部传达的一份有关乔冠华的材料中说：
华主席给乔看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的批示，乔却对人说，对华还要看一看。江青曾对乔说“对华主席还要看一看”，乔对人说，江说的有些道理，华长期在地方工作，一下子管这么多事拿不下来。华一次让乔留下，乔说这是“陪太子读书”，是“乡下绅士”。76 年，乔到朝鲜进行秘密访问，金日成多次提到华主席，乔回来后不转达金对华的问候。（杨荣甲：《外交部文革——我的经历与思考》，290 页）
其中说到乔冠华的问题是两条：第一，追随江青；第二，他轻慢华国锋。与前文“刁难”一致。
2008 年1 月26 日，章含之去世后，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悼念她。我写道：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出版之后，章含之解释说，在北京好的房子都是大红门，大红门非常凝重、厚实，具有历史的沉重感。推开一扇大红门，我们就能看到一段历史。的确，在她的书中我们也的确读到了历史，但是终觉意犹未尽的，那两扇大红门只开了一半，令史家有思之枉然之感。
章含之不遮挡的是她在外交工作中的具体作为。赶上了70 年代中国外交凯歌行进的大好时机，她作为一分子，也为此尽到了自己的力量。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活动中，她尽心尽职；在中美建交、尼克松访华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中，身为翻译的她展现了非凡的才华……这些对历史补充的细节，为史家所看重。
而她遮挡的是，身处“越来越由部内两位毛主席身边的人（指王海容、唐闻生）掌握”的外交部，身处政治漩涡之中她和乔冠华的作为。其实，种种迹象表明，当年嫁给乔冠华之后，章含之便不可避免地与各种权力、甚至是高层权力的争斗搅和在一起。尤其是在1975至1976年前后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和人事变动之中，毛泽东在“四人帮”集团与邓小平的平衡过程中，乔冠华与“四人帮”、与毛泽东、与华国锋、与周恩来、与邓小平的真实关系是什么？他被毛“借刀杀人”批评的行为，是属于自身的选择还是无奈的自保？还有，在这一过程中，章含之与唐闻生、王海容如何由友谊演变到竞争并超越了一般含义上的竞争？有论者说，“乔老爷”毁于“两位小姐（王、唐），一段婚姻（章）”；章含之则屡屡提及：“因为我有着很强硬的‘关系’，我只要不受他（乔）的牵连，我的事业会很顺利。”究竟是卿卿误我，还是我误卿卿？这一切，都成为谜团，令史家一头雾水。这一段议论，也适合于她对待华国锋和“你办事，我放心”字条的态度的评价。（未完转下一篇）
（该文摘自《炎黄春秋》杂志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