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陈东林，男，1978年成为恢复高考招生后中国人民大学招收的第一批学生，进入中国历史系学习。1982年入中华书局中国近现代史编辑室任编辑。开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93年调当代中国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第一、第二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中国当代史分支主编、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理事等。
【正 文】
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开创和奠立，是一条艰难曲折的探索之路，也是一条循序渐进的成功之路。其中，华国锋作为主要领导人主政时期，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链条。
『一、对“四三”方案和第二次对外引进新开拓作出了批示』
文革时期，因动乱影响生产，加之棉花歉收，我国城乡居民的穿衣基本需求一直处于非常紧张状态。1971 年夏季，毛泽东在杭州听身边服务员反映，为了购买一条“的确良”裤子，排队很长时间，饱尝“千辛万苦”。他问周恩来：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点？不要千辛万苦，百辛百苦行不行？周恩来说：我们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泽东又问：能不能买技术？周恩来说：当然可以。周恩来立即抓住这个机会，找李先念、余秋里，要他们研究办这件事。具体组织工作，落到华国锋头上。
当时，华国锋从湖南刚调到中央工作，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国务院业务组是在文革前期为应付动乱、维持生产成立的，有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余秋里、袁宝华等人。
华国锋过去没有管过外贸工作，他边干边学，依托国家计委，组织了轻工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商业部、外贸部会议，对引进进行了讨论和调查，多次听取汇报。根据他的意见和亲自修改，1972 年1 月16 日，国家计委正式向国务院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
报告首先提出这样做的必要性：“棉花播种面积扩大有限，要保持和逐步提高全国人民布匹的供应水平，适应工业、出口、援外需要，必须在发展化学纤维方面开拓新的领域，这是世界各国解决穿衣问题的共同趋势”；“1971 年底，我国化学肥料生产能力2300 万吨，当年产量只有1500 万吨，平均每亩耕地化肥产量不足10 公斤，每年还需要进口化肥600 万吨”。报告分析可行性说：“我国一些地区有较多的天然气，有石油和油田气，有无烟块煤，在这些地区，通过新的原料路线，集中力量把化纤和化肥搞上去是有可能的。” “为了争取时间，掌握技术，加快我国化学纤维和化学肥料工业建设的步伐，求得一个较大的突破，并为今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拟向国外进口成套化纤、化肥设备和部分有关的关键设备。”
报告建议引进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 套、化肥设备2 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4 亿美元。化纤方面，拟从法国、日本进口4 套装置，约需2.7 亿美元。化肥方面，在晋南建设用煤作原料的30 万吨合成氨厂，同时加快全国正在建设的25 个合成氨厂的进度，以及为改造、扩建老厂要进口的关键设备、部件和钢材，需要9000 万美元。另外，进口生产合成材料的部分单机、材料，需外汇4000 万美元。共计4 亿美元。
报告预测，这些设备投产后，一年可以生产化纤24 万吨，约等于500 万吨棉花，可织布40 亿尺，相当于全国人均增加五六尺布；而耐用方面，比棉织品高几倍。可以生产化肥400 万吨。报告还提出，应立即组织三个技术考察小组前往法国、英国、荷兰、意大利、瑞典、日本考察，看哪里的技术新、价格相宜，然后对外洽谈，争取在 1972 上半年谈妥，订立合同。
1972 年1 月22 日，华国锋和李先念、纪登奎联名向总理周恩来报送了国家计委报告。2 月5 日，经周恩来批示“拟同意”，呈报毛泽东。毛泽东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
其后，由华国锋、余秋里指示和布置，轻工业部和燃化部组成考察组，分别到西欧、日本考察，选择引进对象。经过两个月的考察，5 月考察团给国务院写了考察情况和进口化纤设备安排方案的请示报告。第一批进口化纤、化肥设备的方案正式决定下来。
引进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先进设备放在哪里？当时，我国正在进行战备为中心的三线建设，重要的新设备都规定必须放在西南、西北地区，“靠山、分散、进洞”。连一些进口设备也被要求这样做。于是，出现了很荒诞的情况，从国外进口新技术设备，按照合同规定，外国技术人员应当负责安装、调试，但是三线地区是保密的，只能让他们在上海等大城市等待。国内技术人员遇到问题，跑到上海去询问，然后再跑回三线地区去安装，往返多次。外国专家对此十分不解，表示这样无法对设备质量负责。
反映这些问题的简报送到了国家计委，又上报给华国锋。他经过认真考虑，又请示周恩来、李先念，做出决定，要轻工业部和国家建委、燃化部、交通部、水电部等组织工作组，到辽宁、上海、天津、四川实地考察厂址。经过预选和比较，最后确定一部分设备和企业放在大三线的四川，大部分放在沿海地区。上海市的建在金山县的金山卫，辽宁省的建在辽阳，天津市的建在北大港，四川省的建在长寿县。
根据华国锋等领导人的意见，1972年11月7日，国家计委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这时，煤炭、石油、化工、机械、军工、水利、电力、交通、林业等其他工业部门，经过出国考察也相继提出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项目，引进范围不断扩大。周恩来认为，既然有这么好的机遇，事情就应该做大一点，指示国务院业务组和国家计委把这些项目合并起来，准备更大规模的引进方案。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 1972 年引进一系列项目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上，华国锋和国务院其他领导，通过国家计委召集有关部门对前一阶段和之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了总结和统一规划， 1973 年1 月5 日，向国务院正式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计划用外汇43 亿美元，通称“四三方案”。经过讨论和修改，3 月22 日，国务院原则上批准了这个报告。后来又追加8.8 亿美元，整个方案共计51.8 亿美元。报告提出：拟在今后三五年内，集中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和单机设备，争取在“五五”计划期间充分发挥作用。报告还提出了对外引进时应采取的6 条重要原则：第一，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第二，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第三，有进有出，进出平衡。第四，新旧结合，节约外汇。第五，当前与长远兼顾。第六，进口设备大部分放在沿海，小部分放在内地。这些原则不仅是当时引进技术设备的指导方针，而且对以后乃至改革开放时期的对外开放，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包括26 个大项目：化学纤维4 套，即上海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总厂、四川维尼纶厂、天津石油化纤厂；石化3 套，北京石油化工总厂（现为燕山石油化工公司）的30 万吨乙烯，吉林石化公司的11.5 万吨乙烯及配套项目，北京化工二厂的氯乙烯设备；大化肥13 套，具有年产30 万吨合成氨、48 万吨或52 万吨尿素的生产能力，分别建在河北沧州（沧州化肥厂）、辽宁辽河（辽河化肥厂）、黑龙江大庆（大庆化肥厂）、江苏南京（栖霞山化肥厂）、安徽安庆（安庆化肥厂）、山东淄博（齐鲁第二化肥厂）、湖北宜昌（湖北化肥厂）、湖南洞庭（洞庭化肥厂）、广东广州（广州化肥厂）、四川成都和泸州（四川化工厂和泸州天然气化工厂）、贵州赤水河（赤水河天然气化肥厂）、云南水富（云南天然气化工厂）；烷基苯项目1 套，南京烷基苯厂。大型电站3 套，分别建在天津北大港、河北唐山陡河、内蒙古赤峰元宝山；钢铁项目2 套，1 套是武钢的一米七轧机，1 套是南京钢铁公司的氯化球团。另外还有43 套机械化综合采煤机组，以及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等单个项目。
“四三方案”引进项目的特点和意义是：
第一，着重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长期以来，我国重视发展重工业、而放慢发展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纺工业、农业。这次引进重点转到了解决人民吃饭穿衣的项目上，主要是化肥和轻纺工业，这两方面用汇占总额的50.7％，冶金及能源工业降到了次要位置，各占20％ 左右。引进设备陆续投产后，我国人均纺织品年消费量从1965 年19 尺，1978 年提高到25 尺，1982 年进一步提高到32 尺。使我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能够取消了20 多年凭布票和棉花票供应的现象。通过引进化肥技术设备，我国年产尿素 1593 万吨，肥效接近小化肥的三倍，可增产稻谷 6500 万—8000 万吨，占2000 年全国粮食产量的 1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迅速解决了吃饭问题，引进化肥项目功不可没。
第二，引进规模大。“四三方案”是继1950 年代的“156 项”引进项目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也是打破文革时期经济贸易“闭关自守”局面的一个重大步骤。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兴建26 个大型项目，为以后改革开放积累了丰富现代化管理经验。从生产能力看，进口的成套设备几乎是彻底改观原有设备的生产能力。如13 套化肥装置年生产能力达390 万吨合成氨，占全国化肥生产能力的 1/3 以上；引进的合成纤维设备年生产能力达40 万吨，使1979 年全国化纤产量比1977 年增长70％ 以上，塑料产量达47 万吨，使1979 年比 1977 年增长130％以上。
第三，以“四三方案”为契机，开始扭转之前过分强调战备的布局倾向。引进大型成套设备主要放在大庆、盘锦、胜利油田、鞍山、本溪、攀枝花、武汉、唐山、邯郸、南京、马鞍山矿区及山东渤海湾、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沿海省区。使沿海和东北等一线地区自三线建设以来第一次大规模补充技术设备的新血液。从1972 年到1974 年，国家开始对前一时期国防工业和三线建设摊子过大的问题进行了调整。1973 年用于沿海地区和三线地区的投资比重已经大致持平，1974、 1975 年用于沿海地区的投资则大大超过三线地区。
1976 年初，风云突变，“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四人帮”猛烈攻击第二次对外引。引进的主要决策人周恩来去世，李先念、谷牧、余秋里等被排斥靠边站。于是，作为国务院代总理的华国锋首当其冲。2 月下旬，张春桥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一些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上，混淆是非，攻击进口成套乙烯装置和出口原油是“买办资产阶级”，“比蒋介石还厉害”。3 月7 日，张春桥在接见外宾时又说：“很多事中央不知道，他们没有向中央报告，也没有在中央讨论过，就是管这些事的同志下决心就干了。”3 月 13 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四人帮”在这次会议上向华国锋发难。针对“四三方案”，江青追问说：“把美国的化肥设备装到大庆，是给大庆抹黑，这不是丢人吗！”“是谁批准的？”5 月31 日、6 月25 日国家计委继续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张春桥对华国锋说：“大项目进口多了，挤在一起，你们不检讨，不能令人信服。”还说引进化纤设备放在上海金山卫，“我一直投反对票”。
华国锋拒绝对引进工作进行检讨，他指出： “进口的大项目是经毛主席批准的。不能说不对，不能批过了头。”张春桥马上反驳：“我不同意你这样说法，你们总是拿主席压人。”华国锋、康世恩找石油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孙敬文研究对策，决定要周太和查找中央审批原件。他们找到了毛泽东用红铅笔圈阅的报告，及“四人帮”自己的圈阅。报告复印送江青，她才罢休。
可以说，以“四三方案”为中心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华国锋不仅在组织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和极左势力的斗争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未完转下一篇）
（备注：该文摘自《炎黄春秋》杂志 2016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