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韩 钢，男，1958年生，湖南古丈县人。1982年毕业于湘潭大学历史系，198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马列研究所。1985年9月至2001年6月，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供职。2001年6月至2008年6月，在中共中央党校从教。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历史、中国当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学术团体任职有: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东方历史学会理事。
【正 文】
“两个凡是”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一桩公案。除了在政治层面，官方以决议的形式做出结论，认为华国锋推行和迟迟不改正这个“错误方针”，严重阻碍了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纠正；在事实层面，大量著述也都做了大同小异的历史叙述。关于“两个凡是”的流行说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两个凡是”始于华国锋1976年10月26日的讲话；第二，“两个凡是”有四个“版本”，经典的“版本”是1977年的两报一刊“二七社论”，还有1977年3月的华国锋讲话；第三，“两个凡是”的目的，是阻挠和拖延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第四，“两个凡是”的实质是延续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看似尘埃落定的历史，许多情节却依旧像隔窗观雾，模糊不清；而定性的结论，时隔近四十年后再反观，亦令人质疑。
『出台的背景』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采取强力措施，隔离审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随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推举华为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史称“粉碎‘四人帮'”。对于新权力核心而言，粉碎“四人帮”绝非没有政治风险。事实上，高层的顾虑并非杞人之忧。抓捕“四人帮”的消息公布后，海外很快有报道和评论认为，华和中共高层逮捕毛泽东的遗孀和毛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代言人，是在毛逝世后实行“非毛化”的开始。1976年11月，美国革命共产党召开“国际形势会议”，断定“华国锋主席不维护毛主席的路线”。11月20日，《华盛顿邮报》记者马休斯在一篇题为《人们看到华开始逐步对政府机构实行非毛化》的报道中评论：“人们看到华开始逐步对政府机构实行‘非毛化'”。国内亦有迹象表明，一些地方出现对抗中央的苗头，亦不乏“右派政变”、“军事政变”的流言。如何避免风险，在主持者看来，关键在于继续高举毛泽东的旗帜。所以中共中央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或筹备出版《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全集》，以向世人昭示“继续高举毛主席旗帜”的姿态和决心。当然，总体上说这方面的情势并不严重。粉碎“四人帮”在党内外赢得的异常广泛的认同，华国锋和高层多少都有些始料未及，华当时曾坦承：“有些我们预料到的，有些比我们预料到的还要好”
令华国锋和高层更为担心的，是逐渐浮出水面的另一种动向。人们在欢庆“四人帮”倾覆的同时，也呼吁重新处理刚刚过去不久的两件大事：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撤职。两件大事都与“四人帮”直接关联，既然“四人帮”已经垮台，颠倒的历史便须再颠倒过来。呼声首先来自一些中共元老和资深人士，同时也来自民间。抓捕“四人帮”的第三天，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看望胡耀邦。胡因为在“批邓”运动中再次遭到批判，挂着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职衔，却已经“靠边站”。叶选宁通报了抓捕“四人帮”的情况，代表父亲征询胡耀邦对治理国家的意见。胡耀邦认为三件事情最为重要：“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抓捕“四人帮”的第10天，即10月16日，李先念打电话给已被边缘化的陈云，征求对各项工作的意见。18日，陈云致信李先念，除了表示对粉碎“四人帮”的赞成和拥护、提出当前工作的意见以外，还提到了天安门事件：“要再查一查今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为悼念总理，尤其担心接班人是谁，混在人群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人帮'对这件事有没有诡计？”陈信是否涉及“批邓”，公开的材料没有显示。胡、陈的建言，反映了党内相当一部分人士特别是受文革冲击的元老的愿望。至于社会上，也是议论纷纷，对解决两件大事充满期待。
一个普遍流行的说法，称华国锋拒绝了来自党内外的呼吁，“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复出。其实，华和高层并非不愿解决邓的问题。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虽然都真诚接受和拥护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但其中部分人（包括华国锋在内）长期分管政府事务，比较务实，1975年还参与邓主持的整顿，甚至比较积极（华国锋本人即如此），与邓有过一段较好的共事关系，同江青等人反倒有些矛盾和摩擦。后来由于毛批评邓，他们也跟着批判，但与“四人帮”不同，内心未必赞成一棍子打死。至于叶剑英，1973年和1975年曾三次向毛举荐邓，1975年与邓联手整顿军队，同邓有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批邓”以后，叶亦遭冷遇，彼此是患难之交，因此最早提出了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建议。
问题是，这两件大事虽然都与“四人帮”相关，但都是毛泽东定的案，很难翻案。既要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又不能损害毛泽东形象、并被人抓住把柄，华和高层面临两难。反复考虑的结果，是考虑了一个“两全之策”：一方面公开维持“批邓”的口号，另一方面又逐步减弱“批邓”的声音，暗中为邓的复出做准备，然后正式恢复邓的工作。华国锋后来多次做过解释：“如果不是首先紧紧抓住对‘四人帮'斗争这个全局，在‘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之二还没有发出，他们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充分揭露之前，在他们批邓另搞一套造成的混乱没有澄清之前，就急急忙忙去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那就可能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上产生各种疑问，特别是‘四人帮'的余党一定会乘机捣乱。‘四人帮'不是早就造谣说什么‘有人要为邓小平翻案'，什么‘邓大平、邓二平'吗？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华的判断和考量是否准确，尽可讨论，但透露出来的心思很难说不真诚。
据吴德回忆，1976年10月，华国锋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华宣布的当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最高层商议的结果。据熊蕾的文章披露，10月31日，叶剑英同她父亲熊向晖谈话，也肯定邓小平是要出来工作的。叶对熊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也就是说，粉碎“四人帮”的当月，华和高层已经在考虑邓的问题了。
事实上，从1976年12月起，邓小平的政治和生活境遇有了明显改善。12月初，邓小平患病，经叶剑英批示，10日入住解放军总医院。14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医院给邓小平实施手术治疗。住院期间，邓曾经被接到京西玉泉山，听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抓捕“四人帮”的经过。华、叶是否告知邓恢复他工作的打算，不得而知。但是，以如此高的规格（中央主席、副主席，两位政治局委员）向邓通报情况，本身已经说明问题。1977年2月3日，邓治愈出院，入住北京西山疗养，至少一半政治局委员先后前往看望。据有关著述，1976年底，苏振华、倪志福去西山看望邓小平。他们向邓小平“汇报了上海工作的情况”，苏还对邓说：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全国清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势很好，你出来工作的条件也成熟了，请你尽快出来领导我们工作吧！邓说：我也老了，前台工作还是由华国锋同志和叶帅他们去做吧，我可以给你们当个顾问。苏、倪则表示：你要出来就不是当顾问，你水平高，经验丰富，毛主席早有评价，我们都拥护你。据吴德回忆，在李先念提议下，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也曾一起去西山看望邓，明确“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
至于“批邓”，事实上也在逐渐淡化。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公开讲话，只有一次涉及“批邓”。1976年12月25日，华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在毛主席逝世以前，他们（指‘四人帮'——引者注）对抗毛主席、党中央一系列指示，批邓另搞一套。”仅此一句，仅仅是提及，而且是从批判“四人帮”的角度说的。这是中央高层领导人最后一次公开提到“批邓”。笔者搜索的结果，《人民日报》提及“批邓”的文章，1976年10月7日至31日计160篇，11月减少至62篇，12月再减至36篇；1977年1月仅3篇，2月以后绝迹。至于“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从1977年元旦起即不再提“批邓”。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批邓”不过是一个口号，并无实际动作。
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和高层也有松动。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同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谈话，说：“天安门事件是中央定的，过去按中央指示办的，不能不追，不能不查。但有‘四人帮'插手。现在不涉及此事，避开不谈。”虽然说“避开不谈”，但话里也暗含一些潜台词：第一，说天安门事件是中央定的，“不能不追，不能不查”，含有出于被动而非主动的意思；第二，说有“四人帮”插手，表明事情的背景不是单一的，还有另外的原因（华后来曾说事件是被“四人帮”逼出来的）；第三，说“现在不涉及此事”，暗示以后还会重新处理。不久之后，这种松动果然有了实际步骤。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重新处理天安门事件的通知，要求：“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消。”“纯属”一词画地为牢，涉嫌所谓“恶攻罪”的人士仍然不允释放。中央通知规定，“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对不允许翻案”。事件的定性，也依旧维持了“反革命事件”的结论。但是重新处理，毕竟表明华和高层对事情的看法有了某种改变。事实上，还在这个通知发出之前，对被捕人员已经开始放宽处理。以北京为例，全市逮捕388人，粉碎“四人帮”之前已陆续释放224人，到1976年11月底又释放了140人。（未完转下一篇）
（该文摘自《炎黄春秋》杂志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