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的版本』
华和高层的“两全之策”，没有能够有效平息社会呼声。分析起来，恐怕既有部署策略上的原因，也与高层意图同社会诉求存在不小距离有关。高层解决邓小平问题的部署，外界并不知情，甚至党内大多数人包括资深人士也不了解，难免给人造成“拖延”的印象。解脱了天安门事件的当事人，却仍然维持对事件的定性，而且还维持所谓“恶攻罪”，人们终究没有看到事件的彻底平反。中共内外郁积起不满情绪，社会呼声日渐强烈。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与往常的纪念日不同，这是一个相当敏感的日子。上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因为悼念周恩来逝世而引发的。年初开始，北京许多市民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除了纪念周恩来，很多内容涉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表达了对高层的不满。
此情此景，与几个月前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一切何其相似。高层担心引发事端，于1月6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华国锋感到“现在有些思想动向值得注意”，在会上谈了三个动向：邓小平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和十七年的估价问题。他肯定邓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据李鑫说：“我记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议过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经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李鑫说的很可能就是这次政治局会议。
华告诫，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应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华再三申明恢复邓的工作“不是为邓小平翻案”，显然是顾虑被指违背毛泽东的遗志。关于天安门事件，华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他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
对这些动向，华虽然不满，但态度却比较温和与容忍。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表示“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还说：“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这一层要讲清楚。”总的精神，华是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华和高层希望事情在高层设想的框架里解决，以免“干扰”高层预设的大局，而关键是不能“损害毛主席”。这是华和高层的政治底线。
第二天，汪东兴指示中央理论学习组负责人李鑫，组织写一篇社论，谈学习《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讲话，把对天安门事件，对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汪说要注意引导大家学文件，还具体指示社论文字不要长，两千字左右，要有力。《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毛去世后，《人民日报》于1976年12月26日公开发表；华国锋讲话指的是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也已公开发表。发表社论以“转移”社会的注意力，大概是落实华国锋“要引导”的指示的第一个动作。
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论学习组布置起草社论稿的事宜。过了几天，情况有变化。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国锋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李鑫向理论组作了传达。“小范围”指准备在1月份召集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学大庆会议则是将在4月份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李鑫还在传达中强调：要批小道消息，狠驳分裂中央的言论。所谓“小道消息”、“分裂言论”，指的是社会上关于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的舆论。话说得比华国锋严厉，不知是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还是李鑫的发挥。社论稿的起草因此搁置，理论组转而起草华的讲话提纲和讲话稿。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说了这样一些意见：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还说：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见，理论组写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修改稿（即第二稿）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为什么写了这样两句话？李鑫后来叙述：“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这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而不是邓小平复出本身。
“两个凡是”受到批判后，有些人追究到底是何人、如何概括出来的，也有些不同说法。作为当事人，李鑫谈过当时的情况：“这两句话怎样编写出来的，我已记不起来了，但总之反映了我的思想，在讨论中也没有不同意见。”李承担了责任，应该说态度是坦率的。就“两个凡是”的提法而言，的确既不是华国锋的“首创”，也不是汪东兴的“发明”，但是，不能不说它首先反映的还是华国锋、汪东兴应对社会动向的意图。既要请出邓，又要维护毛，不可能不矛盾，无怪乎李鑫说“怎么说也说不圆满”。这是华和高层的苦衷所在，也是局限所在。话说回来，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要对毛泽东作分析，批评和纠正毛泽东的错误，也不大可能，至少大多数人很难有这样的省悟。因此，单纯追究具体起草者的责任，只能是一种苛责，何况有关具体起草者的一些说法并无可靠根据。
流行的说法，称华国锋1976年10月26日同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是“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华那次谈话，其实讲的是批判“四人帮”的问题。在谈了批判要有通盘计划、局面要打得开、面要宽一点之后，华提醒：“批判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不要去批，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这次谈话还有不同的记录版本，说的是：“在批判中要注意，凡是毛主席点过头的都要坚持，如八个样板戏是主席指示下搞起来的，还要演，演员可以换。”文字不完全相同，意思基本一样。联系上下文，华在这里说的“凡是”，指的是在批判“四人帮”时不要触及毛泽东，举的例子是“样板戏”。众所周知，样板戏同江青直接相关，但又是毛泽东赞成和同意的。华担心批判江青会牵连样板戏，那样势必触及毛泽东，所以才告诫“凡是毛主席点过头的不要批”。这里所说的“凡是”，是为了维护毛泽东，不涉及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华后来袒露心迹：“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这是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华这次谈话，很难说是“两个凡是”的最早起源。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吴德的一次讲话，是“两个凡是”的第二个版本。吴德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6年11月30日，吴在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报告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吴在讲话中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都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现在把‘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除掉了，我们应该做得更好，也一定能够做得更好。”吴后来解释：“当时，我考虑是毛主席首先宣布王、张、江、姚等人是‘四人帮'的，又是毛主席指示‘要注意他们有篡党夺权的野心'的，我认为汇报应该强调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做的，以此为根据才能更好地稳定全国的局势。因此，汇报中历数了‘四人帮'的罪行之后，我讲了‘一个凡是'的意思。”按照这个解释，吴德是在说明粉碎“四人帮”的依据。吴的讲话新华社发了消息，《人民日报》第二天就发表了。他的解释，人们可以采信，也可以不信，但讲话没有涉及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的社会舆论，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吴德的讲话也很难说是“两个凡是”的第二个版本。
1月下旬，讲话提纲稿又做了修改。改到第四稿，情况又有变化。原拟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的提法，就这样移入了社论稿。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而做了些修改，特别是后半句“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改成了“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李鑫将修改后的稿子报送汪东兴。汪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2月5日，汪东兴又批示：“可以发两报一刊社论，请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同志阅办。”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只有李鑫在这个批件上画了圈，没有听取其他几位的意见。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回忆：“这篇社论虽然标明是‘两报一刊'社论，但这三家报刊的编辑部和总编辑事先并不知晓，连当时领导宣传工作的临时机构‘宣传口'事先也不知道。原来这篇文章是由李鑫同志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李鑫后来曾经检讨，是他没有同宣传口和两报一刊的负责人商量，就直接报汪东兴了。华国锋后来说，这篇社论曾经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按华的说法，不管是否经过了宣传口，社论稿是中央高层集体审定的。
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社论称：“学好文件抓住纲，深入揭批‘四人帮'，这是我们胜利完成一九七七年各项战斗任务的关键。”社论透露出中央高层的意向，即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问题，转到学习两个文件和揭批“四人帮”上来。社论称，“必须紧紧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进行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这个战略决策，紧紧抓住这个纲”。为此，社论特别强调纪律：“毛主席多次教导，要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党员和人民。‘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当前，就是要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统一指挥下，在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上，把我们的步调一致起来，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一切服从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我们的步调就能一致。离开这个纲，违背这个战略决策，我们的斗争就会走偏方向，我们的步调就不能一致”。这段正面强调纪律的文字，暗含对人们议论、呼声的指责，批评他们与党中央步调不一致。
社论最后有一段话：“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两个凡是”的第二个版本，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正式”的版本。
有人当时即质疑：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据李鑫后来说，社论出来后，也有一些群众反映“两个凡是”就是不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些质疑都误解了“两个凡是”的指向。“两个凡是”要全盘维护毛泽东不假，但完全没有邓小平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的意思。华和高层已经考虑解决邓小平的问题，1月份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此事，怎么会通过一篇社论去否定已经作出的决策？李鑫以为群众不了解内情，自然会有这种反映，没有在意。
但是，“两个凡是”一经提出，就不以提出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映。据说中央宣传口主要负责人耿飚当时就颇有微词：“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邓小平也表示了对“两个凡是”的异议，他对前去看望他的王震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
如前所述，高层原打算开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后来改开中央工作会议。会前，华国锋曾同邓小平谈话，明确告诉邓中央请他重新出来工作的决定。据叶选基回忆：“在此前后，以陈云、耿飚、王震、王诤等为中心的老同志有个议事组合，我与他们均有联络并通报情况。当时的中心议题是邓的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在他们得知邓复出已无大碍后，主张要集中精力转向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邓对‘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尤其关注，得悉外间传闻反对平反最坚决的是吴德后，他专门把我和叶帅的小女儿叶文珊召到西山25号楼。在卫生间里，邓指示我们下山去串连这批老同志，发言点吴德的名。我们遵此照办了。”
陈云准备了一个书面发言稿，他说：“这个稿子我曾经跟秀才商量了一下。秀才就是胡乔木同志，他看了稿子以后说，要加一段，现在有暂时的困难，但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他说，一定要写这一点。我说，我是老机会主义分子，你帮我写吧，写了一段。他是个文人，我是个店员，我接受你的意思，还用我的文字。还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在耿飚同志家里谈了一下，五个人：耿飚、王胡子（指王震——引者注）、我、萧劲光、王诤。本来到王诤家里头，他说，他家里头不好，到耿飚家里头，五个人。我说，把这个稿子看一看。耿飚说，稿子就是要写到这样才好。”（未完转下一篇）
（该文摘自《炎黄春秋》杂志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