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一篇】
『华国锋讲话』
1977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幕，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人，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计160多人。会议议程：一、交流前一段揭批”四人帮”的经验，研究如何进一步深入揭批”四人帮”；二、商定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三、当年下半年的工作安排。会议开了13天，到22日结束。
13日，会议第四天，陈云在西南组会上作书面发言，提出对天安门事件问题的看法：“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王震也在分组会上发言，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陈、王的发言都未被登载会议简报。许多著述称，原因在于陈、王呼吁恢复邓的工作，而华、汪不想解决邓的问题，因而不允登载简报。其实，未刊简报的原因，至少不是华国锋不想解决邓小平的工作问题，因为邓出来工作一事已成定局，而陈云等人也已知晓。这一点，前述陈云发言和叶选基的回忆都是明证。何况陈、王发言只是谈天安门事件以及邓与天安门事件无关的问题，没有涉及邓复出工作一事。
14日，华国锋在大会上讲话，在这个比中央政治局更大的范围内，宣布了高层关于恢复邓的工作的决定：“现在经过五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和多方面的工作，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比较适当。”针对党内外的议论，华国锋向与会者说明，中央决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就认为邓小平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考虑到“四人帮”的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会利用这个问题作借口，所以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关于天安门事件，华澄清了邓小平与此事无关：“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并肯定“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不能把他们，包括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过的群众，说成是参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比起1976年12月5日的中共中央通知，华对天安门事件的结论又有了不小的修正，从解脱当事者个人，变成肯定绝大多数人“是好的”，悼念活动“合乎情理”，“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当然，还是留下了“尾巴”：第一，依旧断定天安门事件有“少数反革命分子”；第二，仍然维持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定性。同时，讲话责备了社会舆论，认为少数人“实际上背离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方向”，“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要求“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华和高层的意图，还是既要解决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又必须维护毛泽东。所以华在讲话里说了一大段话：“中央在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中，是坚定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是坚持了毛主席的路线和方针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中央要求大家坚决抵制各种政治谣言，也是站在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听任这些东西流传，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当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三分错误，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如果不这样看，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一定要高高举起，不能丢掉。”
这是第三次提“两个凡是”，也是“两个凡是”的第三个版本。这个版本，就是理论组最初起草的那个稿子。这里的“两个凡是”，后半句与“二七社论”不同，基本用的是最初稿子的说法，又删去了最初稿子里“不能违反”和“不能容忍”两个词组，语气上有所减弱。据华国锋说，这个稿子也经过了中央政治局的讨论和传阅同意。
『“两个凡是”的终结』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后，邓小平于4月10日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央，一方面，表示“感谢中央弄清楚了我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并且“特别高兴在华主席讲话中肯定了广大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对于复出工作，他坦言：“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另一方面，他在信中也强调：“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高举和捍卫这面光辉伟大的旗帜，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据邓小平后来说，这是他针对“两个凡是”作的批评。邓小平希望中央将此信连同他1976年10月10日致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的信，印发党内。
此后，汪东兴、李鑫去看望邓小平，谈向全党转发他的来信的问题。如果说上封信对“两个凡是”的批评还有些含蓄的话，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则对汪、李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据李鑫后来说，听了邓的批评，他“当时还作了解释，说是为了稳定局势才那样写的”；回来之后，他又查看了社论，“觉得话讲得绝对了，提得不对，以后要改过来，在小平同志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以后，起草文件时就改用小平同志的提法”。
华国锋也听到了一些意见，多少察觉他的讲话里的“两个凡是”的提法有毛病。他“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周全（考虑了一方面，没有考虑带来的片面性）”。至于“二七社论”，华说“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华国锋后来说，他曾经同邓小平谈过“两个凡是”的问题，邓说当时这两句话不讲就好了。华也感到当时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考虑了一方面，没有考虑带来的片面性，“高举”，大家赞成；“两个凡是”，绝对了。事实上，1977年3月以后，华国锋再未提过“两个凡是”，而官方文件、官方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
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致中央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就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向全党打招呼。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举行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1976年被撤销的所有职务。邓在全会的讲话中，对“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做了不小篇幅的阐述。8月中共召开十一大，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采纳邓的提法，第一次讲了“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此后，“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便成为官方的正式语言。
作为有着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到这时已经终结。赵紫阳当年曾有一段比较客观的评论：“我认为去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讲‘两个凡是'，有当时的历史条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粉碎‘四人帮'后时间不长，要减少国外一些不必要的猜测，加上大家的思想解放也还需要一个过程。十届三中全会上，华主席、邓副主席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就划了一条线，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所谓华国锋“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方针、阻挠和拖延邓小平复出的说法与事实相悖，亦不公道。
流行的说法还称，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而发生的。笔者以为，这种说法也不准确。如前所述，“两个凡是”是有特定指向的政治方针，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针对的不是某一个方针，而是一种全盘维护毛泽东的政治观念和对毛泽东个人迷信的心理（这需要另文专门梳理）。这种观念和心理源远流长，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韧性。从高层到底层，从社会精英到一般民众，许多过来人都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都具有这种政治心理，绝不限于华国锋、汪东兴等人。历史不能假设，假如非要假设，很难想象当年没有“两个凡是”，从高层到民众的思想和心理就会解除禁锢；事情恐怕正好相反，无论有无“两个凡是”，那种观念和心理都会是横亘在开辟新路上的一道巨大屏障。从这个意义上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与其说是同“两个凡是”的较量，毋宁说是在同那种普遍的政治观念和心理的博弈。这种博弈，也并不能通过某种政治程序来决定胜负和高低。事实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虽然打开了解构这种观念和心理的突破口，官方也以政治决议的形式高度评价了那场讨论，以组织程序宣告了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下台，但是这种观念和心理的解构，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完结。■
（该文摘自《炎黄春秋》杂志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