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杨宏雨，男，1965年生，江苏淮安人，1996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
周瑞瑞，1986年生，浙江温州人，2016年在复旦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为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
【正 文】
『一、十一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离世，中国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江青等人借机加紧抢班夺权。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联手击败“四人帮”。10月8日至15日，又采取果断措施，粉碎了“四人帮”的余党在上海策动暴乱的计划。18日，中共中央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通知》印发各级党组织。1976年12月10日、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全国印发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之二，全国掀起了揭批“四人帮”，清查其余党和帮派体系的运动。经过揭、批、查，“1977年上半年前后，全国各地的武斗动乱被制止了，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
粉碎“四人帮”，中国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这是十一大召开的第一个历史前提。
几乎在粉碎“四人帮”的同时，华国锋等人已经在酝酿纠正毛泽东晚年亲自安排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错误。据吴德回忆，1976年10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提出解决邓小平复出问题的三条方针：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接着在1977年1月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提出：“小平同志不是一个人，是一层人。”“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示：“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华国锋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的方略包含了二个考虑：(1)全局性：水到渠成，不影响稳定；(2)合法性：经过正当的程序和正式的手续。
按照上述方略，粉碎“四人帮”之初，中央在强调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同时，“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0月26日以后，根据华国锋的指示，改为“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其实“继续批邓”也好，“连带批邓”也罢，总体上只是一句虚的口号。笔者检索了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消息以后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社论，除了10月25日的“两报一刊”社论有“继续批邓”的字样外，其余的一篇也没有。 1976年底，华国锋在审阅元旦社论时，亲自删掉了“批邓”的文字。1977年1月，《人民日报》上提及“批邓”二字的文章“仅3篇，2月以后绝迹” 。
华国锋等人一边淡化、消解“批邓”，一边积极为邓小平复出做准备。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于1976年10月和1977年4月写给华国锋等人的两封信。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1976年4月以前的职务。
在着手让邓小平复出的同时，华国锋等人还为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进行事实上的平反。197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第23号文件指出：“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经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经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经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消。”文件虽然也说：“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不允许翻案。”但文件强调的是前者，使实际操作者能够利用空挡，施展变通的智慧。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当时去天安门广场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悼念周总理的，其中许多人是对‘四人帮’不满的，反对的。”这样天安门广场事件在性质上变成了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这就为释放因参与天安门广场事件而被捕的人提供了正当理由。在此背景下，北京和各地都抓紧平反工作。从1976年11月到1977年7月，北京市已将天安门事件中被拘捕的300多人全部予以释放。
邓小平的复出和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基本解决，使中国有了一个比较清明的政治环境，有了一个可以预见的政治走向，这是十一大召开的政治前提。
粉碎“四人帮”以后，面对百孔千疮的中国经济，华国锋等人接过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方略，狠抓国民经济的治理。1976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华国锋在讲话中把会议的宗旨确定为“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强调“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要贯彻执行这个基本方针。”他还使用了1975年整顿时期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中“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的论断，强调发展经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意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前提下，生产发展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 尽管讲话中的不少话语仍有“文革”刚结束时所特有的意识形态特征，但新话语的出现以及对“发展生产”的高度关注，犹如丝丝凉雨滋润着干涸的中国大地。1977年4月，华国锋利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的机会，发挥毛泽东的有关思想，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加以改革的情形是经常会发生的；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不能保护甚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需要加以改革的情形也是经常会发生的。说社会主义制度有优越性，并不是说，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这些基本矛盾已经消失，而是说，能够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主动积极地解决这些矛盾。”“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尽快地发展生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逐步得到满足，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获得愈来愈充分的物质基础。”不难看出，华国锋已经提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一命题。此外，从上述熟悉的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到中共“八大”报告中正确思想的影子。华国锋还用1975年《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中的有关思想正面阐发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工人阶级自己的宏大的技术干部队伍，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是不行的。” 1977年5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召开，华国锋在会议上除了阐发了前面我们已经提及的一些积极思想外，还特别指出：“革命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迅速发展生产力，实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在承接邓小平1975年整顿有关思想的同时，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肯定了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坚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领导整顿的干部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领导干部”，从而事实上已经“从政治上肯定了1975年整顿的方向和路线” 。1977年6—7月间，《人民日报》刊登专文，全面肯定指导1975年整顿工作的三份文件，反驳“四人帮”横行时期称其为“三株大毒草”的污蔑 。
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功绩现在已被国内学者普遍接受，有作者认为“1975年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是改革开放的试验”；“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二次伟大转折的前奏”。 众所周知，邓小平的整顿只进行了几个月，就因毛泽东的反对而夭折，而粉碎“四人帮”后由华国锋等人接续起的治理工作不仅没有中断，而且直接启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更大更全面的改革。但对华国锋主政的这两年，不少党史著述称之为“徘徊的两年”，否定之声不断。两相比对，不免让人有厚此薄彼之感。
从粉碎“四人帮”起，作为中国式政治动员的一种方式，提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就频频出现在当时的报刊中；各种与经济工作相关的全国性会议纷纷召开，重要的有1976年12月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977年1月的全国煤炭工业学大庆赶开滦会议、全国轻工业学大庆座谈会，2月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全国基本建设会议，3月的全国计划会议、全国林业水产会议、全国冶金工业会议、全国财政金融学大寨会议，4—5月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6月的全国三夏生产会议、全国棉花生产会议，7月的全国地质部门工业学大庆会议、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全国外贸部门学大庆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全国邮电学大庆会议、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8月的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全国粮油工作会议。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工作事实上已经开始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
由于党中央的重视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形成的空前有利的社会环境下，中国国民经济从文革时期的停滞、徘徊、下降转为稳定上升。1977年“工业总产值3月份以来逐月增加，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48%。铁路平均日装车，4月份达到55100车，超过历史最高水平，6月份达到57000车。80种主要工业产品，5、6月份的产量，绝大多数高于上年同期水平，其中26种创造了历史最高月产水平。29个省、市、自治区的工业总产值，有24个上半年超过了上年同期水平。6月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比5月份增长，有23个达到和超过了历史最高月产水平。”
国家工作重点的转向和国民经济的全面好转，是十一大召开的经济前提。
谈及十一大，就不能回避“两个凡是”的问题。“两个凡是”的核心是如何看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而这又不能不涉及到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对于“两个凡是”的来龙去脉，韩钢在其文章中作了全面的说明，笔者结合韩钢的文章，提出几点看法：(1)“两个凡是”的主旨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地位和形象，堵住国内外各种“非毛化”的议论，防止这些议论导致国内局势的动荡。(2)“两个凡是”的提出不是为了阻止邓小平的复出和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如前所述，邓的复出在刚粉碎“四人帮”时就定下来了，为老干部落实政策的工作也一直在进行，但客观上对平反冤假错案有一定的阻碍。(3)“两个凡是”代表了当时党内相当一批人的认识水平——1977年2月7日社论的起草者就是国内著名理论工作者、党史问题专家，是一个认识问题，说明“人们对粉碎‘四人帮’以后工作上和其他一些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 。(4)提出“两个凡是”和维护、坚持“两个凡是”之间不能划等号。华国锋等人一方面提“两个凡是”，另一方面又准备邓小平复出，肯定邓小平1975年的整顿，并恢复了文革前的许多正确做法，事实上是在否定文革。这种“打‘左’灯往‘右’转” 的做法，虽然在理论上和逻辑上有许多问题，但在过渡时期，却不失为一种比较稳妥的策略。(5)“两个凡是”并不是要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特别是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比如在为配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发行而发表的文章中，华国锋虽然用《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作为标题，但众所周知，毛选第五卷的内容起于1949年，终于1957年，与“文革”没有什么关系，涉及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想也少之又少，因而整个文章并不是要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特别是文革的错误理论，而是希望通过正面阐述建国初期毛泽东比较正确的理论来为拨乱反正提供依据。(6)“两个凡是”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文革、正确看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采取的一种比较简单、粗暴的办法。在当时，如何看待文革，如何在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同时又能维护好毛泽东的旗帜，这是全党面临的一个难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花了2年多的时间，经过5600多人的讨论，形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和毛泽东的晚年才做出一个政治结论。但即使如此，党史专家王长江认为，这个决议在今天看来还有很多缺陷和不足。换言之，在刚粉碎“四人帮”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要彻底否定文革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做不到的。(7)在邓小平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用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之后，华国锋等人及时改正了错误。“1977年4月以后，华国锋再未提过‘两个凡是’，而党内文件、国内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 当时邓小平尚未复出，华国锋是党内最高领袖，这种知错就改、从善如流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1977年8月的十一大政治报告采纳邓小平的意见，使用了“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这一话语。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时，在中共中央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称毛泽东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华国锋一面强调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一面将这一过分的调子降下来，改为“伟大领袖和导师”、“我们党、我们军队和我们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在如何高举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问题上，尽管党内曾有“两个凡是”的错误提法，但很快就得到了纠正 。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文革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是一个党内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评价。1977年4月，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表示“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和工作的部署”，强调要“世世代代地高举和捍卫”毛泽东的旗帜，信中没有触及“文革”问题。1977年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也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各方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表明在华国锋主政期间，宽容、谅解是中央高层的一种常态。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高层领导之间同舟共济、团结一致，以大局为重、事业为先，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搁置争议的做法，使各种不同意见能在若干问题上尽快达成妥协。这是十一大顺利召开的一个重要历史前提。（未完转下一篇）
（该文摘自《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