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大召开的历史诉求』
所谓历史诉求，简单地说，就是历史的要求是什么。通常在分析历史时，这部分内容可以作为历史背景的一部分。为了让读者更清晰地理解十一大的价值与意义，笔者把它单列出来。
1、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去世，“四人帮”的垮台，导致中共党内巨大的权力真空，中共迫切需要重建中央领导核心。
有人认为，迅速召开十一大是华国锋急于解决自己作为党的领袖的合法性问题。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华国锋作为中共领袖的合法性有二条保障：(1)毛泽东的授权。1976年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4月，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设立第一副主席，这在中共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表明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关头选择了华国锋作为他的接班人。在毛泽东一言九鼎的时代，华国锋作为接班人的合法性无人敢有异议。(2)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追认。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开会议，通过了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并提请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追认。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至此，华国锋作为党的领袖，已经具有了程序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考察一下中共十大选出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变动情况，就能看出重建中央领导核心是十一大的重要任务。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选出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24人，合计319人。在195名中央委员中，毛泽东等21人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吴桂贤等4人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政治局21个委员中，毛泽东等9人当选为常委。按照中共的领导体制，中央政治局为党的领导核心，政治局常委是核心的核心。
1974年9月，经毛泽东同意，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保留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从9人减少为8人。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由原来的21人增加到22人，常委由8人回到9人。1975年4月，董必武去世，政治局委员减少为21人，常委减少为8人。1975年12月，康生去世，政治局委员减少为20人，常委减少为7人。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政治局委员减少为19人，常委减少为6人。1976年4月，经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同时免去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政治局委员减少为18人，常委仍为6人。1976年7月，朱德去世，政治局委员减少为17人，常委减少为5人。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政治局委员减少为16人，常委减少为4人。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拘捕，政治局委员减少为12人，常委减少为2人。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政治局委员增加为13人，常委增加为3人。
从以上叙述中可以看出，十大及其后党的中央全会增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26人(十届一中全会选出的25人，加二中全会增补的邓小平)只剩下17人（政治局委员13人，候补委员4人）；中央政治局常委11人(十届一中全会选出的9人，加随后增补的邓小平、华国锋)仅剩下3人，接近原有总数的四分之一，不到原有总数三分之一。显然，无论是从中央政治局还是政治局常委来看，党的“十大”产生的领导核心已经残缺不全。
不仅如此，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很多老同志复出，但限于党章的规定(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不能选举中央委员)，一时无法进入中央领导集体。
2、适应“文革”结束后中国发展的需要，让国家的政治生活走上正常化的轨道。在“文革”中，毛泽东以其一言九鼎的地位，打破一切框架，自由地按自己的意志行事，造成了中国政治生活极端无序和非正常化。比如文革初期设立中央文革小组凌驾于政治局之上，鼓励学生停课闹革命，鼓动各地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烂公检法等等，由此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动荡。九大和十大以后，政治秩序虽有所恢复，但也仅在1975年召开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协、共青团、妇联、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活动仍没有恢复。带“文革”特征的红卫兵、红小兵组织仍在活动。
3、承接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制定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战略方针。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以后，逐渐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所谓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上重申了这一战略目标，并把时间定为在20世纪末。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从1964年提出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历史已经过去了近12年。尽管这十二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文革的动荡，总体上进步不大。1976年10月，以“四人帮”的粉碎为标志，“文革”正式结束。但此时到2000年，已不足25年。要完成上述目标，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迫切需要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中来。
4、为解决“文革”中的是是非非定下基调。1976年10月，华国锋等人打着继承毛主席遗志的旗号，抓捕了“四人帮”，为十年“文革”划上了句号。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即如何看待毛泽东晚年的政治理论和实践，特别是文革。粉碎“四人帮”是中国历史的大转折，“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内国际都有不同的声音，这就是所谓“非毛化”的议论 ，这些论调增添了中共合理评价毛泽东和文革的难度。（未完转下一篇）
（该文摘自《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