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大文献述评』
十一大的文献包括华国锋所作的《政治报告》，叶剑英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经大会表决通过的新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邓小平在十一大闭幕会上发表的闭幕词。下面我们将对这些文献逐一进行解读。
(A)十一大的政治报告 ：
依照惯例，十一大的核心文献是华国锋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按照报告的提法，十一大的历史任务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总结同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斗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一表述突出强调了团结和现代化，除了个别反映时代特点的词语外，大体上反映了新时期中国社会的要求。报告分“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形势和任务”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以及党同“四人帮”斗争的过程；第二部分分析了当时的国际与国内形势，提出了八项“党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抓纲治国的主要的战斗任务。”
十一大过去整整36年了，要在报告中找一些过时的话语，给予一些批评，当然很容易。过去不少人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不否认报告中的缺点，但“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所以，重要的是如何把该报告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客观地分析它的历史价值。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选择6组43个词，通过它们在十大、十一大、十二大报告中出现频次的对比，看看与十大相比，十一大报告有哪些进步？与十二大相比，又有哪些不足？
通过上面列表，我们看到，十一大超过10次以上的词是生产、工业、民主、团结、纪律、科学、文化、教育、工人、知识分子；这10个词除了团结，其他词在十大政治报告中出现的频次都很低。这10个词，在十二大的频次也都在10次以上。这说明十一大报告和十二大报告之间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十二大报告频次在10次以上的词一共19个，除了上面提及的10个外，其余的9个词是物质、农业、生活、利益、现代化、平等、技术、农民、集体；这些词在十一大中的频次，除平等外，都在4次以上，其中农业、现代化接近10次。
十一大频次在4次以下的词，除“平等”一词外，十二大报告中出现的频次也都在10次以下。十二大频次在10次以下的，十一大也没有奇峰突起。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证实了十一大和十二大报告在重点问题上的相似性。
单从经济方面看，十一大提及工业16次，而十二大仅10次，十一大提及农业9次，十二大为19次，这说明十一大关注的重心仍在工业发展上，而受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成功的影响，十二大提及农业的次数较多。十一大对商业和商品提及的频次很少，十二大则有了较大突破。十一大提及生活达5次，与十二大相比，提及的频次不算多，但与十大相比已是天壤之别。而现代化一词，十大报告中根本没有出现，十一大却有8次之多。从经济词汇看，十一大提及的许多词，如商品、公有制、物质、现代化，在十大报告中都是零，这意味着十一大报告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十大报告有质的区别。
从政治方面看，十一大和十二大提及民主的频次都是36次；十一大使用团结一词达44次，远高于十大和十二大，这一是因为毛泽东的去世、清除了“四人帮”集团，中国处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容易乱；二是因为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来发展经济、推进现代化。十一大报告中的法制、自由、安定、人民民主、党内民主、安定团结、纪律等词，十大使用的频次都是零，这同样也能说明十一大在中国政治变革中飞跃性的进步。党内民主是八大政治报告首次使用的一个词，九大、十大都没有使用，十一大使用了3次，这说明了十一大对党内民主问题的重视，也说明了十一大与八大之间的承接关系。
在文化、教育方面，十一大和十二大报告中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科技等几个词出现的频次比较接近。这与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主张科教兴国，优先发展科学、教育的战略是一致的。十一大报告明确提出：“科学研究工作，应当走到经济建设的前面”；实现四个现代化，要“从教育入手”，大力培养人才。与十大相比，十一大中科教文化词汇的频次急剧飙升。
在阶级、阶层方面，十一大提及知识分子的频次超过了十二大，这与我们前面提及的重视文化、教育，主张科教兴国的思想是一致的。十一大把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作为任务写进政治报告，这在党的代表大会中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十一大提及农民这个阶层5次，与十二大的13次相比，显得有点不足，这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仍坚持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是联系着的，也与长期找不到突破口的农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低下地位是一致的。
从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几个传统上被称为党的法宝和优良作风的词汇看，十一大和十二大中出现的频次大致相同。稍有差异的是实事求是一词在十一大报告中出现的频次比较高，这与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的中共领导核心特别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有关。华国锋于1959年6月当面向毛泽东谈自己对大跃进的看法：“田瘦了，牛瘦了，人瘦了，产量不可能那么高了”。他曾被毛泽东称赞为“讲老实话，是老实人”。实事求是邓小平的特点，也是华国锋的本色。当时无论是华国锋、叶剑英还是邓小平，都意识到建国以后中国社会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没有坚持实事求是。
从其他类的五个词看，十一大和十二大各有特色。十一大对统筹强调得比较多，这与当时刚结束文革，国家百废待兴、头绪繁多有关。十二大强调集体比较多，这与当时中央决定发展乡镇企业，用集体经济推动中国发展的思路有关。
从我们选择的这43个词在十大、十一大、十二大的出现频次及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十一大报告已经在事实上突破了“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与十大政治报告相比，十一大政治报告的突破是惊人的；与十二大报告相比，十一大报告虽然还有缺陷，但在思维方式和用词、用语上是接近的。
现在我们具体看看报告中那些今天基本上还能接受的内容、还在使用的话语，那些至今仍在闪光的珍珠：
1、肯定了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意义，阐述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批驳了“四人帮”散布的“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谬论。
2、提出了在揭、批、查“四人帮”运动中应注意的策略与原则：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把受‘四人帮’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同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严格区别开来；把参与某些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但是尚属受人利用，犯政治错误的人，同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严格区别开来；在骨干分子当中，又要把那些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打招呼会议之后愿意悔改，揭发‘四人帮’罪行，与‘四人帮’划清界限的人，同继续顽抗的死硬分子严格区别开来。”
3、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强调了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意义：“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战胜资本主义势力的需要，是加强国防力量，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是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报告还阐述了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4、从思想、组织、作风、干部队伍四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加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提出了“党要管党的工作，党要管干部工作”；“要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恢复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等一系列思想。
5、阐述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提出了“向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进军”的口号。报告指出：“科学研究工作，应当走到经济建设的前面，由于‘四人帮’的严重破坏，现在却落在后面。这个问题关系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必须认真抓起来。”报告论述了教育与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指出“要在二十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迫切需要培养和造就大批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材。这就要从教育入手，……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和加快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提高教育质量”。报告还阐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提出了团结、爱护知识分子，重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以及“建设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等思想。
6、阐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并对如何发扬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做了论述：“一方面，要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认真做到毛主席历来倡导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又一方面，要防止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
7、阐述了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重要性。报告指出“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对过去审查干部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应当严肃认真地尽快妥善处理。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适当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也要妥善安排。少数人需要作出审查结论的，应尽快作出。”
8、提出了“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思想。
9、此外，报告还对党的文化政策、军队工作、民族工作、统一战线问题，以及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和问题中的立场、原则等问题做了正确的阐述。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从三个方面对中国新时期的建设，特别是拨乱反正工作出了巨大贡献：(1)阐述毛泽东五六十年代的一些正确思想，如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2)对毛泽东的一些不适合新形势要求的提法做了新的阐述，如对团结、教育、改造知识政策，华国锋解释说：“教育和改造，是从爱护出发，为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实际上就是对毛泽东始终把知识分子看作改造对象的否定；(3)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如科教兴国，“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等。
限于文章篇幅，我们不能多引，但从前面的引述和分析中可以看出，十一大报告并不像过去某些研究者所说的那样：“与错误的东西相比，正确的东西太少，而且都不是根本性的思考与命题。” 十一大报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这些思想，是需要勇气的，在推动中国拨乱反正和现代化建设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 （未完转下一篇）
（该文摘自《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