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大的贡献与不足』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笔者曾提出了历史对十一大的四点诉求，现在我们就对照这四点，看看十一大有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有哪些贡献，还有哪些不足？
首先，在重建中央领导集体方面，十一大选出了中央委员201人，中央候补委员132人。在201名中央委员中，“只有邢燕子、朱光亚、林丽韫、宝日勒岱等19人是建国后入党的。而这19人中有12人是产业工人出身； 2人出身少数民族； 1位是科学家； 1位是台湾籍代表； 3位是农村基层干部和劳模。这些人都是在1966年前入党的，跟‘文革’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 换言之，十一大虽然言语上还在肯定文革，但组织制度和干部任用上，都在极力否定文革。
在201名中央委员中，华国锋等2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鼎3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23名政治局委员中，华国锋等5人为政治局常委。
考察十一大的26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可以看出，原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17人中，除了吴桂贤，其余全部当选。这体现了十一大政治格局设计的稳定原则。
新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10人，从年龄上看，超过70岁的为3人；60—70岁的为4人；50—60岁的为3人，大体符合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在这10人当中，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3人；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4人；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5人；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8人，十一大新当选的中央委员2人。多次连任的老中央委员占了绝对多数，这也体现了慎重、稳定、循序渐进的思路。
整体分析十一大选出的26名中央政治局成员，可以看出：
(1)60岁以下的为6人；60—69岁的为12人；70—79的为6人，80岁以上的为2人。70岁以下的中青年超过2/3。
(2)七大开始进入中央的6人，八大开始进入中央的14人，超过总数的一半。也就是说，十一届中央政治局的组成人选，大多来自八届中央委员会。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十一大的政治发展路向与八大的联系。
(3)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常委5人中，有3人继任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占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半。十一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26人中，14人继续进入十二届中央政治局，超过总数的一半，占十二届中央政治局成员的一半；3人(许世友、陈锡联、耿飚)担任中顾委常委，地位、待遇仍相当于政治局委员；苏振华去世；刘伯承因年老多病坚辞；彭冲、赛福鼎•艾则孜虽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但继续担任党和国家重要职务，地位、待遇也未动；真正没有得到重用的只有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5人。这5人中，陈永贵是因为文化水平太低，汪东兴是因为认识问题，而吴德、纪登奎则是因为文革中的是是非非。
(4)华国锋是中共十一大选出的最高领导人物，却没有进入十二大的中央政治局，显然让人有点尴尬。华国锋没有继续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一是和中共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资格政治有关。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华国锋的胜出是毛泽东晚年左右两派势均力敌的结果。一旦“四人帮”被粉碎，这种平衡被打破，老干部不断复出，在一批七老八十的老革命家中间，他是没有多少资格和权威的；二是和当时中央不少人对他执政期间“一正四负”的评价有关。对于这一问题，韩钢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探讨，他认为：“‘一正’的结论过轻，‘四负’和衍生的负面评价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 ，换言之，所谓“四负”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夸大不实之词；三是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有关。作为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粉碎了“四人帮”，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错案。这些冤假错案说起来是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但事实上是文革这一总错误的一部分。文革的总责任人是谁？是毛泽东。但毛泽东已逝，怨气只能发在毛泽东的继承人——华国锋这位没有什么资历的英明领袖身上。换言之，华国锋为本不应该由他来承担的历史责任付出了代价。
对于华国锋的去职，从已经披露的资料看，当时党内的分歧很大，叶剑英、胡耀邦、赵紫阳都不主张动华国锋。有些著作称，当时无论地方还是军队干部中，都有人对华国锋去职感到不理解，要求中央“收回让华国锋辞职的成命” 。联系陈云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也提及的“现在外面讲，华国锋同志一是有功，二是谦虚，经验不足，老同志帮助帮(助)” ，可以看出这一叙述是可靠的。从事后的历史或一个更宽阔的视野看，对华国锋的去留问题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处理。作为粉碎“四人帮”的核心人物、中国改革开放的倡导者和前驱之一，他没能进入十二届中央政治局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尽管有这样的遗憾，作为过渡时期中国的核心人物，华国锋的作用是无人能替代的。他是毛泽东晚年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但在实践中他并没有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相反，他作风民主，积极稳步地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从他解放邓小平、起用胡耀邦、保护张爱萍、提拔胡绩伟……，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支持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 ，主持召开了在中共历史上有特殊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等历史功绩看，他确实是中国过渡时期比较适合的政治领袖。
综上所述，中共十一大在重建中央领导核心这一方面是成功的。
其次，在国家政治生活正常化方面，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提出：(1)“在适当的时候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时，还将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2)“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3)“加强党对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的领导，把这些组织整顿好、建设好，充分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4)“要加强公安工作和社会主义法制”；(5)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全国科学大会。
根据上述安排，1978年2月，五届政协、人大一次会议分别在北京召开，恢复了文革前政协和人大同步召开，构成中国政治生活基本秩序的做法。1978年9月，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10月，中国工会第九次、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在北京召开。与此同时，文革中的红卫兵、红小兵组织名称被取消。中国政治结构基本上恢复到文革前的正常状态。
1977年12月，第17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肯定了文革前17年的公安工作，否定文革中“砸烂公检法”的做法。1978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办公，各地检察院也开始重建。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颁布。同年，重建了自1959年被撤消的司法部。中国开始走向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法制化轨道。
1977年10月，在文革中工作陷于停顿的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恢复活动，1979年10月，各民主党派纷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规划和拓展自己的活动。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精诚团结、紧密合作的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恢复了文革以前广州会议的提法，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4月，中共中央决定摘掉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11月，最后一批右派的摘帽工作结束。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摘掉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是对长期以来中共把知识分子看作小资产阶级，当作教育、改造的对象的否定，是中国政治生活走向理性和光明的标志。
十一大在推进国家政治生活正常化合理化方面的功绩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在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推进方面，十一大确定大会的使命是“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在十一大报告中，六次使用“调动”一词和积极性、积极因素、积极力量相搭配，有三次提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1次为一切积极力量，意思一致)三次使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现代化一词出现8次，经济、生产、建设、团结、民主等词出现频次都30次以上，知识分子、教育、文化出现的频次都在19次以上。这些都足以说明，尽管十一大没有公开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口号，但已经在实践中开始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心了。事实也是这样，1978年，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确定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第四、在如何看待文革问题上，十一大报告侧重阐述了以下几个方面：(1)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2)文革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受到了林彪、“四人帮”集团的破坏；(3)粉碎林彪、“四人帮”集团是文革的巨大成果；(4)宣布“文革”胜利结束，中国社会今后的任务是“抓纲治国”，实现四个现代化。(4)要求文革中蒙受冤屈的干部“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从今天的眼光看，十一大报告对文革的论述显然不能让人满意，但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看，也算差强人意了。(1)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大召开，仅10个月，毛泽东巨大的身影还笼罩着中国，要在此时对文革做一个比较科学的总结，事实上做不到。(2)出于维护领导人、执政党的威信、防止诱发社会动荡等方面的考虑，建国以后，中共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甚至像反右、大跃进那样的错误，采取的都是正面肯定的做法，发现做错了，至多是停止该项运动、对运动中遭受打击的人进行平反甄别工作，一般不直接宣布整个运动是错误的。(3)文革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发动和领导的，文革中的许多罪恶，有些是出于个人私心而干的，但大量的都是执行中央指示的结果。文革结束后，大批被解放的人希望为自己文革中的冤屈讨个说法，要个公道，但制造这些冤假错案的人大多不是敌人或反革命分子，而是自己的领袖、战友、同志、革命群众，在文革还没有被彻底否定前，向谁讨公道？如何讨公道？比较可行的方法就是“正确对待”。邓小平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也是希望文革中遭受打击的人不要再纠缠于历史和个人恩怨。(4)毛泽东晚年对文革的看法就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作为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要公开否定被毛泽东看作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之一的文革，必然是非常尴尬的。（未完转下一篇）
（该文摘自《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