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评价十一大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正确评价十一大的历史地位，首先要看到，十一大没有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华国锋在十一大报告中提的是“抓纲治国”，这里的“纲”是指“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抓住这个斗争，就是抓住了纲”。按照十一大报告的说法，抓纲治国的中心点，“就是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巩固和发展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在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工作的各个领域，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华国锋论述的抓纲治国的八项任务中，除了第一项揭批“四人帮”以外，其他七项全都与执政党自身建设与国家发展有关，基本上不带有运动的色彩。
其次，要看到十一大对文化大革命的肯定是一种历史的惯性。十一大报告中仅有一处提到“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实际上是文革语言的一种残留，没有太多的实质性意义。首先，这一话语在十一大报告中不占重要地位；其次，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等人一直以发展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工作中心，对政治斗争并不热心 ，更没有任何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行动部署。
第三，大转折需要缓冲期。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有人提议立刻让邓小平复出，叶剑英讲了一段十分睿智的话。他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 正确评价十一大的历史地位，也应该有这个思维。在粉碎“四人帮”以前，以阶级斗争为纲一直是中共的政治路线(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以发展生产为中心，但1957年就回到了阶级斗争的老路上去了)。粉碎“四人帮”后，一下子否定毛泽东的晚年，否定文革和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的。当时党内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还处于迷茫状态，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和文革缺乏科学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转变过程。这个弯子很大，弯弯很多，转变过程不可能太快，太快可能翻车。
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前，叶剑英曾问华国锋主政治国的方针。华国锋回答说：“举一纲抓两目。”“举一纲，是阶级斗争为纲，抓两目，就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安定团结。” 十一大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思路，也就是说，不否定毛泽东的文革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在实际工作中，基本上不搞阶级斗争那一套，把重点放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上，用华国锋的话说就是狠抓“大干快上，安定团结”这两件“党内国内最广大的人民最关心的”大事。十一大反复强调团结，用团结一词达44次之多，加上安定，接近50次，实际上就是怕乱。华国锋在不公开否定文革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强调要重视研究“新时期，新形势，新课题”，要注意学习，要学会“多谋善断” ，从某种意义上看，和邓小平在苏东巨变后强调“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有点相类似，而这也在客观上为中国逐渐认识左的错误、摆脱左的思想，探寻新路做了铺陈和准备。
『六、结 论』
1977年8月，邓小平在十一大的闭幕式上说，十一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一次“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大会。” 1980年11月，胡耀邦说：“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一大’前后，……一大批老同志，一齐出马，宣传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全党在思想上、理论上巨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开始了实际工作上的拨乱反正。”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们的评价是中肯的。十一大是中国走向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次大会。
十一大是一次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大会。所谓结束过去，是对文革而言；所谓开辟未来，是对改革开放而言。根据前文我们的分析看，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这两件事情它都做了，都有贡献和功绩。尽管它有新旧杂陈、自相矛盾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历史毕竟不是事后诸葛亮写出来的，是人走出来的、干出来的，它不可能是理想化的、笔直又简练。因此，从整体上看，十一大是成功的。十一大党章向八大党章回归，十一大报告提出了加强党内民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重视发展教育、发展生产力、强调科学要走在经济发展前面等一系列有见地的认识，都为中共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十一大成功地重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勇于探索、敢于担当的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建设准备了干部基础。■
（该文摘自《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