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动议？』
酝酿是一回事，提出动议又是一回事。究竟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动议？过去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叶剑英。近十多年来主要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表明，提出动议的是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
李先念事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谈过抓捕“四人帮”的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他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他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29日，参见《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吴德口述：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吴德不是这个情节的直接当事人，他大概是从华那里得知的。因为他说过，华国锋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
华国锋回答老熟人的询问说：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我所了解的华国锋》，载张根生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海天出版社2004年版）
另一位直接当事人叶剑英，没有公开发表过回忆。熊蕾的文章披露了一个情况：抓捕“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叶选基请熊向晖到王震家中，他和刘诗昆向王震和熊向晖介绍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叶选基说，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叶选基不是直接当事人，很可能是叶剑英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他再转告王震和熊向晖的。熊蕾显然是从父亲那里听说了此事。这个拐了几道弯的回忆，也许算是来自叶剑英方面的佐证。李先念哪天去西山拜访叶剑英的，叶选基的转述很含糊。《叶剑英年谱》则明确记述：9月24日，叶剑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意见：请叶帅考虑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
一些知情人还提到一个过去不大知道的情况：毛泽东追悼大会后，李鑫曾向华国锋进言，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问题。武健华新近发表的文章记述比较具体。他说，9月12日（不是毛泽东追悼大会之后，追悼大会是9月18日——笔者注）李鑫就跟汪东兴议论过“四人帮”的动向，建议“早下决心除掉他们，免得被动”。汪同意李鑫的想法，建议他找个时间同华谈谈。9月14日晚，李鑫去北京东交民巷华国锋家（耿飚也说，华国锋当时的住处是北京东城区东交民巷，参见《耿飚回忆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但《叶剑英传》称，华国锋当时居住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同华谈了“四人帮”的情况，代表汪东兴提出除掉“四人帮”的意见。华“听进去了”，但没有明确态度，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以前引当事人的回忆，李鑫向华汇报时，华此前两天或一天已经委托李先念去向叶提出动议，所以，华不表态很可能是出于保密的缘故。
华国锋、李先念的回忆，吴德的口述，还有熊蕾的文章，所说时间和对话内容不尽一致，但基本情节相同，都说是华国锋最先提议，经由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得到早有此意的叶剑英赞同。
目前的疑点有：第一，华国锋是什么时候提议的？据华本人的记忆是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二天，即9月10日；而李先念、吴德回忆是9月11日，时间相差一天。第二，李先念是哪天去北京西山向叶转达华的提议的？华国锋、吴德的记忆都是9月13日，而李先念本人说是9月14日，《叶剑英年谱》则说是9月24日。三个说法，前两个相差一天，后一个则差了十天。第三，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提议后，叶何时与华面谈的？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细节。据华说，9月21日叶去他家商议此事。《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华、叶有三次密谈。也就是说，李带话之后，华、叶的第一次面谈，应该是9月21日或9月中旬。细究起来，《叶剑英年谱》不仅与华国锋所说有出入，而且自相矛盾：既然李先念24日才向叶转达华的提议，怎么会9月中旬华、叶已经秘密商议？第四，吴德口述谈及一个情况：华曾告诉他，9月11日华找了汪商量此事，汪的态度很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也就是说，叶、汪密谈前一天，华、汪已经谈过此事。果真如此，第二天叶、汪密谈应该会涉及华、汪谈话，汪也不必再托李鑫找华报告。但武健华所记，丝毫没有提及。谁的记忆有误，一时尚难判定。
『政治局成员极少知晓此事？』
以往的说法是，出于保密，政治局成员极少知晓此事。从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看，这种说法并不属实。
据前引史料，至迟到9月14日前，至少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已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达成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华与叶之间的互动。华与叶是如何商量的？这方面材料不多，华国锋事后曾零星谈到。1977年3月，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儿，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转引自《叶剑英传》）2000年5月，华对《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谈及，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了李先念等人的意见。（参见《李先念传》下）更多的详情，由于两位都已故去，无法向人们披露了。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之间的联系，是叶剑英分别沟通的。据叶向真说，这是叶剑英的安排。叶向真说：叶剑英分头与华国锋、汪东兴谈话，“他们三个人没有在一起待过，更不会大张旗鼓开会，父亲都是晚上开车到中南海，到汪东兴家里谈部署和安排”。“汪东兴不能出来，他是管八三四一部队的……他的行动是‘四人帮’严密盯死的。所以要一动不动，得让江青等人摸不着汪的动向，这就是叶帅的部署。”“华国锋当时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也不能走来走去。”事后叶向真问汪东兴、华国锋，他们证实了这些细节。汪说，“你父亲要我和华国锋同志不要动，他在我们中间来回穿插”。（周海滨《“红色公主”叶向真——凌子口述历史》，《同舟共进》2013年第3期）从回忆和口述史料看，商议过程中，华、叶、汪的确未曾三人碰头；不过，华汪之间还是有几次直接面商的。
有意思的是，与其他政治局成员的联系，是华国锋本人沟通的。据吴德口述，大约是（九月）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他在国务院后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他记得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他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华国锋的记忆证实了吴德口述，他说：（1976年）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参加的有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他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话音刚落，有位同志就说，对“四人帮”也应该区别对待，其他人没有发言，显然不能再深谈下去了。华感到范围大了不行，只能个别串连。（《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访问华国锋的谈话，2000年5月20日。参见《李先念传》下）华、吴所忆，情形基本一致。与吴德口述对照，华说的“有位同志”就是纪登奎。
吴德口述和华国锋的回忆表明，华、叶、汪、李分别联系后，华又同政治局成员吴德、陈锡联、纪登奎或许加上陈永贵作了沟通。据吴德口述，事后华国锋曾告诉他，华还与苏振华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吴德说，只有倪志福是他打的招呼。也就是说，除了江青等四人和被疑为追随“四人帮”的吴桂贤、有恙在身的刘伯承外，所有在京政治局成员都程度不同地参与或知晓此事。
高层人士之间的联系，除了政治局成员外，还有一些元老和将帅，后者主要是通过叶剑英来沟通的。《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21日，叶在北京西山住地同聂荣臻派去的杨成武（时任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谈话，杨成武转达了聂荣臻有关采取断然措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9月24日或25日，叶在住地同粟裕（时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宋时轮（时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谈话，告知要解决“四人帮”问题；10月3、4日，应陈云要求，叶剑英派叶选基将陈接至家中，征求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此前，叶还在住所同邓颖超谈话。据陈云说，叶还准备告诉聂（荣臻）、徐（向前）两帅。聂荣臻的回忆证实：10月5日叶剑英要杨成武告诉他，事情已商量好，请他放心。（《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粟裕传》说，毛的追悼活动结束后，叶剑英就找了粟裕，要他摸一下北京周围部队的情况，粟知道解决“四人帮”的时机已经到来。他了解了部队情况，向叶作过汇报。（《粟裕传》编写组《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叶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是硕果仅存的仍居党政军权力核心的元老，一些元老自然都将希望寄托于他。
上述情况还说明，“四人帮”积怨甚深，毛泽东逝世前后，党内上层对其不满已不是个别人和少数人，而这种不满也到了快要爆发的程度，尽快解决他们的问题渐成一种隐伏的共识。
尚存的疑问，一是在国务院会议室的议论到底是几号？吴德只记得十几号，华明确记得是9月16日；二是陈永贵是否参加了这次碰头会？华说陈参加了，吴德口述则未提及。李先念也说过，陈永贵不知此事。（李先念谈话记录，1986年10月22日。《李先念传》下）（未完转下一篇）
（该文摘自《同舟共进》杂志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