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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钢:有关粉碎“四人帮”事件的史实和疑点(4)

2013-05-10来源:同舟共进编辑:

 【接上一篇】


『具体实施:中南海内外联动』

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是如何准备的?过去流传不少绘声绘色的说法,大都未经证实甚至系任意编造。近些年,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资料逐渐相对全面和清晰地复原了历史。这也是厘清史实一个比较突出的进展。

综合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中南海内抓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毛泽东逝世前一年为毛指定的联络员)的行动,主要由张耀祠、武健华率八三四一部队(即中央警卫团)执行;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行动,由吴德负责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执行;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行动,由耿飚、邱巍高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执行。张耀祠、耿飚的回忆录,香港凤凰卫视对武健华、周启才、杨正泉(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保育钧(时任《人民日报》编辑)等人的访谈,还有邬吉成的文章,尤其是武健华的文章,都具体叙述了10月6日晚间在中南海怀仁堂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201号楼内抓捕江青,在丰泽园“监护”毛远新,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10月7日接管人民日报社的经过。

据武健华、邬吉成回忆,10月6日晚八点,华国锋、叶剑英坐镇中南海怀仁堂,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邬吉成《我参与抓捕“四人帮”的细节回顾》,《中华儿女》2001年第3期)王洪文晚七点五十五分到怀仁堂,当即被捕;张春桥晚七点五十八分到,亦随即被捕。随后,张耀祠、武健华带人在丰泽园菊香书屋,对毛远新实施“监护”;然后,张、武带人去201号楼,抓捕了江青。晚八点二十五分,应召去开会的姚文元也在怀仁堂被捕。八点三十分中南海内的行动全部结束。(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张耀祠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行动的一些细节,当事人的回忆也有出入。关于行动组,张耀祠在回忆录里的说法,是从中央警卫局抽调了二十几名干部,组成四个小组;而吴德的说法是五十多人,武健华的说法有五个行动小组。关于抓捕江青和“监护”毛远新,按邬吉成的回忆,是张耀祠带人执行的;而张耀祠和武健华的回忆,都说是他们两人一起带人执行的。关于行动结束的时间,武健华确定是当晚八点三十分;但张耀祠在回忆录里说,他和武健华晚八点三十分才带人到江青所住的201号楼,以这个时间判断,结束行动不会是晚八点三十分。准确的情况,有待进一步弄清。

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经过,人们过去完全不知情,吴德口述第一次作了披露。吴德说,抓捕行动是北京卫戍区部队执行的,迟群是参加以吴德名义通知到市委开会时被捕的,谢静宜是在北京医院被捕的,金祖敏则是晚些时间才被找到抓捕的。不过,吴德的叙述仍嫌笼统;更详细的情况,还有待亲历者和知情者进一步披露。

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经过,耿飚忆述比较详细。据耿飚回忆,10月2日,华国锋已经向他打招呼,说近日有事要找他。第二天,华就约耿到家中谈话,告诉他有一项任务交给他完成。华还告诉耿,是叶帅提名的。10月6日晚上八点来钟,华电话召见耿,明确告诉他已决定对王张江姚隔离审查,交代他和邱巍高带领北京卫戍区部队,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华还写了一纸手令给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要求广播、电视接受耿、邱的领导。当晚近十点钟,耿、邱和卫戍区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带少数战士到中央广播事业局,请邓岗召开核心小组会议,宣布了华的手令。(《耿飚回忆录》)

关于耿飚等人进驻中央广播电台的时间,说法不一。如前述,《耿飚回忆录》说的是当晚近十点;但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的杨正泉、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总编室副主任的杨兆麟,都说是当晚七点左右。(杨正泉《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台》,见杨正泉著《我与广播》,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杨兆麟《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杨正泉注意到了这个差异,他援引了耿飚当年在新华社的报告,耿当时说的就是10月6日晚七点多钟不到八点钟到的广播电台,杨当时做了记录。此外,杨还引述了邓岗10月7日在会上的讲话:“昨天晚上八点三十分左右,耿飚同志、邱巍高同志来局,带来了华国锋总理亲笔写给我的一封信。”(参见杨正泉《关于粉碎“四人帮”时耿飚进驻中央广播局几个疑点的考证》,《文史精华》2007年第9期)这大概也来自杨的记录。杨正泉、杨兆麟的文章和耿飚、邓岗当年的讲话所说耿飚等人进驻电台的时间,要比《耿飚回忆录》所说早了两个来小时。笔者判断,几位当事人和耿飚自己当年的讲话有误,因为中南海实施行动之前,不大可能开始进驻广播电台的行动。杨正泉后来发表文章,修正了自己原来的说法,但他仍有疑问:为什么会出现耿飚几次说法的不统一?为什么广播局目击者、见证者的记忆又如此一致?彼此都是认真的,为什么误差却如此之大,版本又如此之多?这个细节的确有些蹊跷:一个人的记忆尚可说孤证不立,缺少原始材料的情况下尤其难免误记,可此事有当年讲话的原始记录,几位当事人的记忆又都一致,到底是记忆有误还是另有真相呢?看来也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10月6日晚上的行动,还有一点人们过去不大知道。据吴德口述,为防备学生、造反派从学校冲出来,造成混乱,当晚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附近部署了相当的兵力,而北京也暗中实行了戒严。

控制人民日报社的情况,时任《人民日报》编辑的保育钧2011年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我的1976:寒露·惊雷》节目采访时作了点滴介绍。按他的回忆,人民日报社并不是10月6日晚上而是第二天晚上由工作组接管的。工作组的负责人是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的迟浩田,这一天他带着另外两人到人民日报社,向当时报社核心小组组长鲁瑛宣布,奉华国锋之命来主持报社工作。至于控制新华社、机场、邮电局的情况,尚无任何披露。


『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事件的追认和善后』

抓捕“四人帮”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这一非程序的强力行动需要得到程序性追认,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核心的真空需要尽快填补,事件过后的中国政局需要稳定,这些都必须由最高决策层作出部署和安排。作为完整的历史事件,应该说这是最后一个环节。

有关这次会议的经过,以往著述只有零星涉及。据《叶剑英传》,会议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九号楼举行,从10月6日晚十点开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华国锋和叶剑英作了报告,会议完全赞同处置“四人帮”的行动,通过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京外政治局成员没有参加会议,会后由汪东兴逐一作了通报。吴德口述谈到了会上的一个细节:纪登奎提出文件应否按照毛泽东“三七开”的评价,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叶剑英认为这个文件不可能解决对“文革”的评价问题。吴德还说,会后所有政治局成员都住在了玉泉山。华国锋对友人回忆,会上他首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因为叶对党和军队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叶则说自己已经七十九岁,华比自己小二十岁(此说有误。叶剑英1897年生,华国锋1921年生,两人相差24岁——笔者注),有实际工作经验,正当年富力强,应该担起这个重任。叶提议华担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获得一致通过。(《我所了解的华国锋》,载张根生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著述各自提供了一点情况,但都很简单。

比较详尽的记述,是2005年10月香港凤凰卫视对周启才的访谈。周后来又整理成文章发表。据周回忆,会议的准备工作是汪东兴指示他组织人做的,他和李鑫又列席了会议。所以,周对会议的经过包括会场的布置、到会的情形、华叶的讲话,都有细腻的叙述。据周说,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等11人,李鑫和周启才列席会议。华国锋主持并讲话,叶剑英随后讲话,主要是通报抓捕“四人帮”的情况,推举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周印证了华的记忆,会上华确实提议请叶剑英担任党中央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叶剑英坚辞,会议最后赞成叶的意见,推选了华。最近发表的武健华文章,也有不少篇幅介绍这次会议,特别是较多引述了华国锋、叶剑英的讲话。武本人没有旁听会议,但他说明:所述情况是根据李鑫和周启才的记录得知的。(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这个细节表明,当天政治局紧急会议是有记录的。

据周启才回忆,从10月8日开始,华国锋、叶剑英等政治局成员在玉泉山分期、分批召开打招呼会议,向各地方党政军负责人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和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整个打招呼会直到14日才结束。

那次政治局会议的参加者,健在的人除周启才外,还有三位:汪东兴、倪志褔、吴桂贤。倘若他们能有回忆或口述,想必会补充更多史实。如前所述,这次政治局会议是有记录的。笔者猜想,关于抓捕“四人帮”的经过会有不少涉及,如能解密,对于进一步厘清事实无疑将有更大助益。 ■

(该文摘自《同舟共进》杂志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