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施滨海，男，1962年出生于上海，曾任《中国经济时报》编委，现为当代改革史研究学者。
【正 文】
傅高义著《邓小平时代》（以下简称傅著）自去年下半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在香港推出中文版之后，今年元月在中国大陆出版，首版50万册。《人民日报》元月16日率先在要闻二版发布《邓小平时代》出版中文版消息，6天后又发表记者对傅著作者3000字的专访《告诉西方，一个真实的邓小平》。出版当日，新华社发文《“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让西方世界更了解中国》。24日，《光明日报》紧接着也发表了记者的访问记《傅高义：哈佛大学的“中国先生”》。《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竞相报道一个外国学者的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版，如此盛况，可谓空前。
不管怎样，傅教授自己有言在先，“如果书中史料有误，愿意改正”。为此，笔者想就傅著中提出并贯穿全书主线的“邓小平在1978年成为头号领导人”（见傅著第194页、第246页、第247页、第248页）和“在中国人眼里，三中全会标志着使中国转型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开始”（见傅著第246页）以及“中央工作会议不但为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提供了推动力，而且成为一个高层干部更坦率的检讨以往的错误，思考未来新路线的论坛”（见傅著第239页）等若干重要环节的史实问题与傅教授商榷。
『徘徊就不存在前进』
邓小平有没有在1978年成为头号领导人，中央工作会议有没有为邓取代华提供了推动力，以及在中国人眼里是不是可以说，三中全会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开始，这涉及从粉碎“四人帮”到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两年的诸多事实和评价问题。
影响至今的说法，认为这两年是徘徊的两年，直到1978年年底才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究竟如何看待三中全会以前的这两年？胡耀邦在1980年11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曾经有过一个基本看法，他说：现在回过来，应当如何估计三中全会以前的两年呢？我的意见是不是这样说：我们是做了一系列的拨乱反正的大事，我们是在艰难复杂的条件下前进的，或者按小平同志说的，我们是在徘徊中间前进的。我们的许多老同志，许多地方党委，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也还是遇到不少的阻力、干扰。这个话究竟怎么说好，应该斟酌。我觉得，把这两年估计得不恰当，可能全党不赞成。（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下卷，第745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可见，对于1977、1978这两年如何评价，“徘徊中间前进”也不是一个明确的定论。只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华逐渐淡出权力核心以后才形成了“徘徊”论。
其实，胡耀邦后来还说过：“77、78这两年的工作是比较顺心，比较打得开局面的”，又说“怎样评价过去的两年？77、78年是政治大搏斗的两年，是翻天覆地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见胡德平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第157页）笔者以为这是胡耀邦放开胸襟无意中的自然表白，也是真实感慨。换句话说，没有这两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最终不可能形成三中全会的历史贡献，即批判了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扫除了改革开放与平反毛泽东时代大量冤假错案的意识形态障碍。尤其是当时党中央领导集体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真正贯彻了党内民主政治生活原则，而党的三中全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工作重心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不说正是这两年“扭转乾坤”作用的逻辑结果。
处于当时最高领导地位的华国锋同志，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主张党内思想有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不同观点的交锋，直至斗争，又强调要从团结愿望出发。胡耀邦同志1978年8月18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谈话，印证了华国锋同志的亲力亲为。他说：“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见《胡耀邦思想年谱》，第212页）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又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根据胡德平同志的回忆，在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获得全党的普遍认可，带来了全党的思想大解放。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兴地谈到他的感想：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什么叫“先知先觉”？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思想领先一筹，行动先走一步，原来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着走这一步……在一个堤坝上，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见胡德平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第109页）
笔者在认真阅读傅著中，不仅没有见到上述（包括下文要谈的）这些时间早于2013年元月的史料，相反的是一些由作者编织而成的“解读”。傅著第366页至367页上，为了说明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连续召开的9次政治局会议上，就是否免去华国锋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这两个主要职务引起辩论时，作者引用了胡耀邦在11月19日的部分讲话，而这些“讲话”被修改后，都归之于胡耀邦之口。比如“党和人民绝不会忘记华国锋在逮捕‘四人帮’上做出的贡献，尽管他夸大了自己在这一成就中的作用；由于‘四五’示威活动后形成的政治气氛，逮捕‘四人帮’并不是难事”。
事实上，胡耀邦的讲话是：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确实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还没有出来工作的小平同志，是写了一封信的，说国锋同志至少可以搞二十年。这个话是真诚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作出的贡献。
他还讲到：我们反复说，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起了一些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减少了我们党和人民的损失，而且处理得很果断，从这一点上讲，是有功绩的。但是，为什么能够不费一枪一弹，一举粉碎“四人帮”呢？这就是当时国锋等同志顺应了党心、民心，再加上粉碎“四人帮”以前，人民群众起来了，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四人帮”当时已经是孤家寡人了，粉碎他们如同摧枯拉朽。说天安门“四五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这是唯物主义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反过来说，为什么毛泽东同志不能够摧毁所谓“刘、邓司令部”，搞了十年，摧垮不了呢？不是说他老人家的本事不大，而是因为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同志在这件事情上违背了事实，违背了党心、民心。所以，说是“英明领袖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个看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错误的。
又比如说到“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继续执行错误的阶级斗争路线，他没有广泛征求意见，就迫不及待地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胡耀邦的讲话实际是：国锋同志确实另搞了一套，叫做继续批邓，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急急忙忙建立毛主席纪念堂，急急忙忙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急急忙忙号召广大干部为“文化大革命”要三个“正确对待”，不分青红皂白地追查“谣言”，等等。
傅著接着还说“华国锋对待老干部都非常粗暴。尤其是他拒绝为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平反，害怕老干部复出干扰他的统治……”。
而胡耀邦的讲话却是：对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觉得国锋同志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我当组织部长以后，国锋同志公开地同我讲哪一个不能解放，这倒还没有，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一九七八年以后，确实没有过。但是，我经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况，他总是说，哎呀，这个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这种情况。我就想到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国锋同志粉碎“四人帮”很果断，解放老干部就那么顾虑多端，顾虑重重？我看，确实是有一种心理状态，讲得客气点，我看有这么两点：这一批老家伙总是多多少少有点问题；这些人出来以后难领导。
对照耀邦同志的那次讲话，傅著中的“引用”，可以说有些是曲解，有些甚至是无中生有。而被作者认为是“一份关键性的文件”，几乎面目全非地出现在读者面前。令人疑惑的是，本来像胡耀邦1980年11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作者完全可以照搬照抄更安全可靠一些，不知作者为何没有这样去做。所以，笔者也只好推想，傅著有意贬低华国锋同志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个人作用。胡耀邦说得很清楚，华没有反对解放哪个老干部，只是“不积极、不热情”，而“不积极、不热情”同傅著中引用的“对待老干部非常粗暴”“害怕老干部复出干扰他的统治”就不是一回事了。据戴煌的著述，华曾对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说：为什么有些老同志出不来？为何不能互相谅解？习仲勋、宋任穷出来不是很好吗？周惠要到内蒙古去。有些老同志靠边多年，为何不让出来？怕举逸民。这些都是无产阶级的逸民。另据曾志的回忆，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冤假错案的案例座谈会，是华国锋批准的。
胡耀邦、胡绩伟、张爱萍都是“文革”初期的“走资派”，胡耀邦、张爱萍还在刚刚过去的“批邓”运动中被诬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华以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门”“或约见”，可谓求贤若渴，一片诚心，不仅没有对他们“非常粗暴”，也看不出“害怕老干部复出干扰他的统治”。
值得一提的是，华国锋主持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改变了对邓小平的处理方针，毛泽东称赞邓小平的地方有十几处，原来全部删除，现在一概保留不删。这样做，是对邓复出的支持还是阻挠？
在华国锋与邓小平之间产生分歧意见时，华倒是表现得宽容、克制或者说是息事宁人。比如，傅著中关于华国锋从朝鲜回国后打算在东北停留并想在大连举行一次有120艘军舰参加的海军检阅的内容。邓利用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取消了检阅。（见傅著第230页）二十年后，1998年12月7日，苏振华的夫人梅迪伦去看望华国锋时，谈及当年阅兵的事情，华国锋说，粉碎“四人帮”后，我任军委主席，但我对部队情况了解很少，刚粉碎“四人帮”时，工作太忙，也顾不上到军队走走。1978年初，叶副主席和军委常委都劝我到部队走走看看，以利以后工作。因此，我先在杨村看了空军飞行部队的汇报表演，当时军委领导同志差不多都去了。所以我打算在访问朝鲜后，回来顺便去旅顺看看海军部队，但日程没定。苏振华同志要到部队蹲点搞查整改运动，离开北京时间比较长，按惯例政治局同志离京时间较长，都要向中央报告。在他向我请假时，我顺便告诉他我拟看望海军部队的打算。后来访朝回国后，工作安排太紧，也就没去成。当时，我是军委主席，去看看海军部队，是完全正常的。有人说苏振华同志到我这里告状，根本就没那回事。（见《从高山到大海——共和国上将苏振华》，第434页，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
显然，倘若当时没有不同看法，也不会有事隔二十年后，旧事重提，华国锋坦露“当时，我是军委主席，去看看海军部队是完全正常”的心迹，以示自己磊落。所幸傅著已有结论，无须笔者赘言。（未完转下一篇）
（该文摘自《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