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叶，邓会受孤立』」
傅著为使“邓小平在1978年成为头号领导人”的立论能站得住脚，进而推断出中央工作会议成为邓取代华的推动力的结论，在书中披露了一个与其说是鲜为人知的“史料”，倒不如把它看作是作者自己对当时政治风向的“解读”。中央工作会议是由华国锋召集的，但是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自己意识到这次会议将对他本人意味着什么，而邓小平在11月14日访问东南亚归来之后，听说北京的气氛已改变，又让他的笔杆子为他写了一份完全不同的讲话稿。紧接着，在写到“叶剑英很快意识到了环境的变化已经大大削弱了对华国锋的支持度”之后，作者发挥想象力，用了“于是在11月11日叶帅和数位高级官员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小型会议”的爆料。傅著是这样描绘这次私底下的密谈的：会议内容甚至没有向工作会议的其他与会者公开。他们决定，华国锋不能胜任担当最高领导权的工作。他不敢为老干部恢复工作，对他们委以重任，他没有得到高层干部的衷心拥护，而他们的支持对于领导党和国家至关重要。他们一致同意给予邓小平比华国锋更大的权力。但是他们反对单独一人就能做出重大决策的想法，同意让陈云重新进入政治局常委，与邓小平一起掌握党内实权。这一天稍后，叶帅与华国锋谈话，劝他准备一篇讲话，表示他也接受这些变化。关键的戏剧性一幕发生在11月11日到25日之间。当邓小平15日开始参加工作会议时，会议的焦点已从经济转向政治，而政治风向变成开始批判“两个凡是”。作者为了证实自己的“解读”就是“史实”，借用一些党内老领导后来的评价说，就像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成为党主席的转折点一样，这次工作会议是邓小平崛起的一次决定性事件。（见傅著第231页）这个所谓“小型会议”结果自然而然成为傅著贯穿于全篇的一条主线，如此，邓成为“头号领导人”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
在1978年的历史上有没有这样一次由叶帅和数位高级官员参加的“小型会议”，笔者在傅著中文版推出前不曾耳闻，出版后几经寻找也未能目睹。在这里，笔者可以断言，无论从目前官方已经公开的档案中，还是相关当事人口述、回忆里，都无法证实从“十一大”到“三中全会”的两年时间里党内高层有过解决华国锋问题的任何动议。
这里，我们再来看一段叶选基的回忆，应该有助于我们对傅著“小型会议”爆料的辨伪。邓小平当年从新加坡出访回京后，曾到军科二号楼与叶帅畅谈，他对中央工作会议的进展十分满意。但邓也提出：“现在的宣传有问题，宣传华国锋，抬轿子都抬过河去了，我们现在要强调反对突出宣传个人，党是集体领导，要吸取‘文化大革命’把主席抬到至高无上地位的教训。”叶表示完全同意。两个老聋子说话，声音很大。（见叶选基《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30日）
“畅谈”的内容与时间，在《叶剑英年谱》也有所记载，大致与叶选基的回忆相吻合：11月中旬在住所同出访归来的邓小平谈话，就中央工作会议上有关问题交换了意见。两人还谈了中央要加强集体领导，反对突出宣传个人问题。（见《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卷，第115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邓小平回京的时间是11月14日，按傅著所言，叶与高层的小型会议是发生在11月11日。邓与叶“畅谈”，竟然未能谈及“小型会议”，这就不能不令人产生诸多疑惑。从历史看，叶对邓是情高义重，更视其为“千秋知己”。“畅谈”中只有邓讲反对突出宣传个人，强调集体领导，云云，而叶仅是附和、赞成，对发生在仅仅几天以前的“小型会议”只字不提，不同被自己视为“千秋知己”的邓交底，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我们不妨再来回顾一下华和叶帅在邓出来工作前后的讲话和态度。
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决邓小平的问题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华国锋说：“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要马上回来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帮’一个大当……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华国锋事后也曾解释：“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而主张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叶剑英当时也说过：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可见，经过一个过程再恢复邓的工作，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意思，而是高层的共识。（见韩钢《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
至于叶的历史作用，叶选基认为可引用陈云12月10日在东北组的发言，当时陈云针对汪东兴的错误说道：“现在党内议论纷纷，就怕常委出问题，许多同志因叶帅年老了，怕将来要出事，就怕邓小平被再次打倒。”（见《陈云传》）这段话是否可理解为邓当时还不到“一言九鼎”的地位，叶却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呢？叶选基的结论是，没有叶，邓会受孤立，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应是陈云同志讲话的本意。（见叶选基《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30日）
读了陈云这段话的内容，我们还能对邓小平在1978年已经成为中央头号领导人再说些什么呢？
『华、叶、邓是三驾马车』
近年来有人想把邓小平理论的起点溯源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著名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并不赞成。他认为，因为那时邓小平没有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他明确指出：“邓小平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领导核心，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见龚育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第210页）虽然表述有所不同，但笔者以为，傅著中所指的“头号领导人”应该与龚著中的“实际上的领导核心”意思应该是一致的。
我们似乎还有必要来摘录一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最后一段话的最后几行字：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根本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第14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之所以要引用三中全会公报的最后几句话，表明华国锋在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党内的地位是稳固的，也是不可替代的。他是当时的头号领导人。公报的表述是不容置疑的。更何况，三十多年以来，我们党从来没有对三中全会公报有什么评价上的变化。而起变化的倒是，华国锋去世后，过去广为流行的说法，如推行“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崇拜”等等说法，被经官方审定的新华社的生平统统推倒重来：
比如，关于粉碎“四人帮”，不只说“有功”，而称华“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再说“拖延和阻挠”，而说他“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和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还提及华在“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见《华国锋同志生平》，《人民日报》2008年9月1日）
值得注意的是，傅著英文版出版于2011年，香港中文繁体版出版于2012年，而大陆中文简体版出版于今年元月。光从时间上看，作者有足够的时间去发现、去梳理、去考证并“为历史做一份生动真实的证词”。
笔者最后认为，不论是三中全会决策，还是改革开放的启动，都是由党的领导集体顺应时代趋势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共同发起和推动的，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如果从恢复历史真相的意义上讲，在当时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华、叶、邓是三驾马车，谁也离不开谁，而叶至少起着平衡的作用。回顾历史，我们讲叶、邓等人的功绩，不能也不应该忽视有华国锋的贡献。■
（该文摘自《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