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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欢: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年的历史地位探析(1)

2013-03-05来源:西北农林科技编辑:

 

【作者介绍】 王 欢,1965年生,北京邮电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


【正   文】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文革”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年称之为“徘徊时期”。对于这个定位是否科学,社会上一直存在不同意见。鉴于这两年在党的历史上是比较特殊的,时间虽短,但因其处于两个历史时期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形势变化剧烈,其历史地位的重要不言而喻,在党史研究中应当给予科学的定位。


『一、定位为“两年徘徊”的根据』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时指出: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是两年“徘徊时期”的最早的正式说法,后来邓小平同志也多次在谈话中提到“两年徘徊”。当年称“两年徘徊”的根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提出了“两个凡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的社论提出“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8月,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肯定党内存在“走资派”、提出“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197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对过去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的人,应予以释放;已立案的,应予以销案;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对于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以撤销;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毛泽东、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和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决不允许翻案。限制了进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并制造了一些新的错案。

三是沿习了个人崇拜的作法,制造新的个人崇拜。1976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当前宣传要点的请示报告》,指出宣传工作的第一个要点是突出宣传华国锋。此后出现了大规模歌颂华国锋的活动。

四是真理标准讨论开始后,当时负责党的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压制讨论的进行。上述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还未从根本上改变。所以邓小平强调: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有两年徘徊,因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搞“两个凡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未完转下一篇)

(该文摘自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3月第13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