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王 欢，1965年生，北京邮电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
【正 文】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文革”结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年称之为“徘徊时期”。对于这个定位是否科学，社会上一直存在不同意见。鉴于这两年在党的历史上是比较特殊的，时间虽短，但因其处于两个历史时期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形势变化剧烈，其历史地位的重要不言而喻，在党史研究中应当给予科学的定位。
『一、定位为“两年徘徊”的根据』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时指出：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是两年“徘徊时期”的最早的正式说法，后来邓小平同志也多次在谈话中提到“两年徘徊”。当年称“两年徘徊”的根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提出了“两个凡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的社论提出“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8月，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报告中肯定党内存在“走资派”、提出“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197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对过去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的人，应予以释放；已立案的，应予以销案；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对于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以撤销；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毛泽东、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和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决不允许翻案。限制了进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并制造了一些新的错案。
三是沿习了个人崇拜的作法，制造新的个人崇拜。1976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当前宣传要点的请示报告》，指出宣传工作的第一个要点是突出宣传华国锋。此后出现了大规模歌颂华国锋的活动。
四是真理标准讨论开始后，当时负责党的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压制讨论的进行。上述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还未从根本上改变。所以邓小平强调：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有两年徘徊，因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搞“两个凡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未完转下一篇）
（该文摘自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3月第13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