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年工作的基本原则』
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年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确实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但同时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综合起来讲就是指导思想和实际行动存在很大差异。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这个矛盾，怎样评价问题和成就呢？
一是要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建国后，“左”倾思想一直占主导，到文革时期发展到了极端，这个过程又与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结合在一起。文革结束后，要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立即否定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理论和“文化大革命”，需要领导人有非凡的胆略和雄厚的资源。作为主要领导人的华国锋，以其理论水平、资历和决策能力，要想做到既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又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特别是解决既坚持毛泽东思想，又纠正毛泽东的错误理论，确实是勉为其难。但华国锋是一位务实的领导人，他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一起在实际工作中致力于纠正文革中的诸多错误。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当思想认识没统一前先做起来，在实践中形成共识是条重要经验。而当时对两年工作的评价与中央主要领导人职务调整有密切关系，邓小平在《对起草〈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说到：“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因此，在《决议》中突出强调了华国锋的缺点和错误，对他的功绩肯定不够，客观上也造成了对全党的努力成果认识不足的问题。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邓小平1975年在没有（当然也不能）触动“极左”思想的前提下进行的治理整顿，被评价为改革开放的“序幕”和“试验”，但“治理整顿”夭折了，用邓小平的话来说，“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 “文革”结束后的前两年，虽然指导思想没有实现拨乱反正，但实际行动上完成了“治理整顿”，并在许多具体方面开始了拨乱反正。这一成就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二是要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是在矛盾中实现和通过矛盾实现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文革”后的前两年，影响全局的主要矛盾无疑是“左”的传统影响与要求纠“左”、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在这个矛盾中究竟是纠“左”、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方面起了主导作用，还“左”的传统起了主导作用？如果说是“在徘徊中前进”，徘徊就成了当时的主要特征。徘徊，是指在一个地方来回行走，比喻事物在某个范围内来回浮动、起伏，即使有所前进，也未能突破原有框子。而当年的实际情况是，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在不断地突破“左”的束缚。特别是当年邓小平同志果断决策恢复高考那种只争朝夕的精神和魄力，当时党内摈弃了“家长制”“一言堂”的民主风气，直到今天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的任务》的讲话中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这个论断，无疑比后来所用的“在徘徊中前进”更符合实际。
三是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只所以到今天我们一直沿用“在徘徊中前进”这个结论，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有《历史决议》的结论。那么是不是没有新的《决议》就不能改变了呢？不能，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向来是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的。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提到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时讲到：“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三番四复的研究，现在还是基本通过，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再拿去精雕细刻。但这样是不是还会有漏洞呢？还可能有。经过十年八年之后，修中共党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说‘这一条历史过去搞掉了，不对，要重新添上’。这没有什么，比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对前人也是这样的。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已经30年了，现在有些问题我们应该比当年看得更清楚了，对一些结论进行修正、补充是必要的。2008年新华社发表的《华国锋同志生平》中指出：“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他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他的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现在我们对“文革”结束后两年的历史定位应参照中央对华国锋的这个评价。
通过回顾当年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实际，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年党和国家的发展大业在克服阻力和障碍的情况下取得了巨大进步，最终发展到实现伟大历史转折。这两年的历史定位为“历史转折的准备时期”更为科学。■
（该文摘自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3月第13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