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拓宽了会议议程』
在提出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策时，如何处理揭批“四人帮”运动中还没有解决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是当时一些与会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华国锋在开幕式讲话中虽然原则地谈到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四人帮”运动与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关系，但在第二天（11月11日）小组讨论开始后，仍有不少人对华国锋讲话中没有提到为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冤假错案平反不满意，希望中央肯定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抓紧处理“文革”造成的一些重大冤假错案。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作了发言，他表示同意关于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意见，同时提出应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陶铸等人平反。陈云虽然不是第一个提出上述问题的人，但由于其在党内的地位和资历，在小组发言中影响最大。
陈云发言的第二天，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在西北组作了发言。他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一个根本的转折。还说：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的结束，不等于揭批查工作的完成。还要组织专门班子，解决揭批查工作的大量遗留问题，做到有始有终，善始善终。值得注意的是，胡耀邦还谈到中央已经着手对六十一个人的问题进行平反。他说：“华主席对我说过，看来六十一个人的问题是可以复查的。让我们先搞出材料，一步一步酝酿。我们已起草了一个报告。我相信，这个问题，华主席、党中央是心中有数的。”作为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发言既体现出对转移工作着重点的支持，也客观地说明了中央对平反冤假错案的重视和平反工作的实际进展。
实际情况是，就在与会者高度关注平反冤假错案，特别是对影响最大、涉及面最广的天安门事件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进行平反的时候，中央为这些案件进行平反的复查工作已经完成。1978年11月3日中组部向党中央和华国锋上送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报告说：还在1978年1月，中央常委就议论过要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当年7月4日，华国锋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出报告。此后，中组部“遵照华主席及中央领导同志指示”，进行了三个多月的调查，结论是：大量事实证明，“六十一人案件”是一起重大错案。也就是说，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的复查工作已经完成，只待中央批准正式宣布（1978年12月16日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1978年下半年，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工作也有了重要进展。自1976年12月中央作出为因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立案、审查、判刑、受到处分的人进行平反的决定后，1978年8月下旬，北京市委开始在公交系统等单位对天安门事件中受迫害的职工进行平反。同年10月，北京市委书记林乎加、贾庭三请示华国锋能否出版天安门诗抄，华国锋说：只要不是反毛主席的，可以出版。11月18日，华国锋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上述措施反映出，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进行平反的态度是明确的。此外，1977年至1978年底开始在一定范围平反冤假错案的事例还有：1978年4月至11月，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1978年9月，为晋剧《三上桃峰》平反。各地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也取得重要进展，以北京市为例，截止1978年11月底在“文革”中被立案审查的干部有87%的人的问题，经复查得到妥善处理，800多件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受冤假错案牵连的近万名干部、群众被恢复名誉。〔李立功：《往事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页〕当然，还有一些冤假错案由于案情十分复杂、难度很大，一时也还没有能够平反。
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平反工作时，考虑到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纠缠历史旧账等因素，中央要求有关平反的决定“不要登报和广播”，这就大大限制了平反工作所产生的影响，致使有的冤假错案虽已平反，但获知消息的人数和范围十分有限。最为明显的是，1978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批准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时，并没有通过登报、广播等形式公布这一决定，而只是在11月15日《北京日报》关于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道中，通过肯定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行动”这一段话间接地透露出这一消息。《北京日报》的这一段话又插在长达三四千字的报道中，并没有写明“经中共中央批准”，以至当时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高级干部也仅知道“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而不知道是中央作出的决定。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注意到这一报道，从中抽出这段话并加上标题《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由新华社于11月15日发出电讯稿。11月16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刊出新华社电讯稿，才在全国扩大了天安门事件得到平反的社会影响。〔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8年版，第68-69页〕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在不少人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彻底平反的要求后，中央政治局顺应大家要求，增加了原来所没有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议程。华国锋在11月25日作了第二次讲话。华国锋在这次讲话中，对“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给予了高度评价，肯定“这次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他针对大家提出为天安门事件等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平反的意见，说：这些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次议过，准备加以解决。这几天，中央又研究了大家的意见。接着，他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对天安门事件、所谓“二月逆流”、“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杨尚昆问题进行平反，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他们对党和人民做过的贡献，使受到冤屈的同志恢复名誉。讲到天安门事件时，他说：“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他还宣布，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办法。中央专案组和各级党委设立的专案组逐步结束工作。康生、谢富治有很大的民愤，对他们的问题由中组部审理。对武汉“七二0”、河南“七二五”、四川“产业军”等地方性重大事件，一律由地方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可以开群众大会、发文件，但不要登报、广播。
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采取不登报、不广播等限制手段，反映出当时中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以有利于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思路，当然，其中似也不排除维护毛泽东形象的考虑。华国锋宣布了上述平反决定后说：“在我们党的工作着重点即将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候，我们在这次会议上郑重地处理上面这些问题，是完全必要的。中央的方针是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按照这个方针处理好这些问题，就能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华国锋在这次讲话中提出要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共有八个。小组讨论中有同志提出，对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也希望中央表明态度。后来正式下发的华国锋讲话稿中，增加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问题，作为第二条，共形成九个问题。华国锋认真听取大家意见的态度，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有的与会者回忆：华国锋“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回避，态度诚恳”，“凡是讨论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他都做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复”，“几乎没有见过党的最高领导人能够这样听取大家的意见，问题解决得如此彻底明确”。〔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8年版，第89-90页〕上述材料表明，在这次会上公开平反冤假错案，并不是“突破了华国锋的‘框框’”，“扭转了会议方向”，而是采纳了大多数代表的意见，拓宽了会议议题，进一步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为实现工作着重点转移创造有利条件。
此后几天，邓小平同外宾谈话时明确讲到这一点。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佐佐木良作率领的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时谈到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他说：“纠正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对此没有任何人表示异议。只不过是解决复杂的问题需要一定的过程，现在这个时机已经成熟了。”北京市委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是革命行动，这是我们中央批准的，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央表示的态度。所有错案、冤案，人民和干部不满意的事，一起解决。了结了这些问题，大家心情就舒畅了，一心一意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对这个问题，可以说我们全党是百分之百的一致。〔《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6-437页〕11月2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说：我们现在开的会主要是议论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问题，但现在也确实想把过去有些冤案、错案和群众不满意的东西清理一下。这个问题清理一下就过去了，目的就是引导全国人民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这是我们会议的中心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9页〕11月29日，邓小平会见竹入义胜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七次访华团时又说：北京正在召开的最高领导人会议，主要是讨论四个现代化问题。要搞四个现代化，就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气氛，求得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党内外广大群众心情舒畅……把那些冤案、错案了结了。这样去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我们现在议的就是怎么样万众一心搞四个现代化，中心议题就是这个。〔《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43页〕
不论是华国锋的讲话，还是邓小平的谈话，都反映出这次会议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与进行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关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为了实现安定团结，为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全力以赴搞现代化建设，有必要加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党中央领导集体思想认识的一致，使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与公开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同时进行，形成了广大干部群众心情舒畅、万众一心搞现代化建设的良好社会环境。这就是这次会议提出工作着重点转移与拓宽原定会议议程的内在联系。（未完转下一篇）
（该文摘自《史学月刊》杂志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