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化的重要标志』
在这次会上，不论是提出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还是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或是对真理标准讨论问题统一认识，都是在与会者充分发表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次会议为什么能有如此浓厚的民主气氛？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这与党内生活长期不正常，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受到严重压抑后突然得到释放有关。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及“反右倾”斗争、“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影响，党内不少高、中级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打击，思想长期受到严重压抑，很多人都憋了一肚子话想说，而不敢公开说。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老一辈革命家直陈己见和宽松气氛的影响下，很多人多年存在的思想顾虑打消了，积压在心底的真心话说出来了，于是出现了畅所欲言、一发难收的场面。其次，这与实现历史转折，要求党对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有关。在中央政治局作出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策后，引起与会者思考的，不仅有冤假错案需要公开彻底平反的问题，还有需要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分清历史是非的问题。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大多是新中国成立后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不同层次的决策者，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踊跃发言，在反思历史的同时阐发对现实和未来的主张。再次，这与会议主持者华国锋让人讲话的民主作风有关。这次会上，华国锋不止一次讲过请大家讲话，集思广益的话。为了让与会者把想讲的话都说出来，与会者发言的时间不限、发言的次数不限、发言的范围不限。中央工作会议原准备开20天，后来一次次延长，共开了36天。华国锋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公开作自我批评，为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创造了宽松环境。11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公开为若干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平反的当晚，胡耀邦回到家兴奋地谈到：在一个堤坝上，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中篇，《财经》总第213期，2008年6月9日〕 胡耀邦的话形象地反映出，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华国锋的民主作风起了“开口”、引流的作用，使长期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造成的党内外紧张关系得以松缓。
华国锋的民主作风，不光体现在让人讲话、充分听取大家意见、带头作自我批评方面，还从他提出不要宣传个人这一点上表现出来。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在作自我批评时，提出了党中央是集体领导，不要宣传个人的意见。他说：“还有一件事情，向同志们讲一下，党中央是集体领导，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希望文艺作品多创作歌颂党、歌颂老一辈革命家与工农兵英雄事迹，不要宣传我个人。”对于华国锋的这一讲话，叶剑英在同一天闭幕会讲话中说：“所谓民主作风，也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华国锋同志作为我们党的主席、党的领袖，就两个‘凡是’问题，在这次会上，主动承担责任，话讲得那样坦率，那样诚恳，使我们非常感动。在这方面，华国锋同志给我们大家做出了榜样。”他还讲到华国锋关于提党中央，不要称华主席、党中央，提华主席不要提英明领袖，可以称同志的意见，说：“华国锋同志这个意见非常重要，这不是因为他在这里表现了他作为一个领导人的谦虚的美德（领导人一定要有这种谦虚的美德），而是因为他提出的提法充分表示了我们党的生活已经恢复了应有的正常状态。”“这次会议的民主精神是我们党很多年来没有过的”。对这次会议的民主气氛，邓小平也有感受。他在闭幕会讲话中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我们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141页〕
华国锋的讲话对与会者进一步解放思想产生了有利影响。小组讨论中，许多人联系“文革”中“帽子满天飞”、动辄上纲上线、置人于死地的情况，深有感触地说：像这次会议这样充分发扬民主，大家敢讲真话，讲心里话，讲实在话，特别是对中央领导同志可以议论，可以批评，这种风气是多年来我们党所没有的。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张爱萍在华东组讨论发言说：华主席为全党全军全民作出了表率，是个良好的开端。习仲勋在中南组讨论发言说：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确实继承和贯彻了毛主席为我们党创立的优良传统。大家畅所欲言，敢讲真话，敢讲心里话，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这次会议期间，与会者一律称“同志”，不称官衔；一改过去的做法，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进入会场时，与会者只鼓掌，不起立。“这两条规定，一下子拉近了领导和群众的距离，看似小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党风建设的大问题”。〔于明涛：《历史的丰碑》，载《中国命运大抉择——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页〕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吸收了华国锋少宣传个人的提议，指出：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关于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的提议，“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全会重申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还提出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该坚决纠正。
这次会议的民主气氛，不仅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朝民主化方向发展的良好开端。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不仅作出了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为若干重大冤假错案进行平反等重大决策，还对加强民主和法制、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规党法等问题作出重要决定。全会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和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永远废止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会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
综上所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之所以能取得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成果，是在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中央领导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也包括华国锋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历史转折的过程中，华国锋是一个难以替代的重要人物。华国锋所具有的由毛泽东赋予的领导地位，他对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高度重视，他本人的民主作风和忠厚性格，对于这次会议圆满完成历史使命，推动历史转折平稳而顺利地实现起了重要作用。■
（该文摘自《史学月刊》杂志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