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韩 钢，男，1958年生，湖南古丈县人。1982年毕业于湘潭大学历史系，198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马列研究所。1985年9月至2001年6月，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供职。2001年6月至2008年6月，在中共中央党校从教。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历史、中国当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学术团体任职有: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东方历史学会理事。
【正 文】
谈起中国的农村改革，鲜有不以1978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然而稍微留心一些的话，就会发现这是一种刻板印象。事实上，政学两界对会议总体上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对其农业方面议题的评价却存有分歧。正面的看法，认为会议总的作用是启动了中国农村的改革；负面的看法，则认为这次充满改革氛围和明确改革意向的会议，在农业方面却很保守，缺乏改革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两种观点所依据的均是会上讨论的农业文件。批评者的理由，主要指会议文件不仅继续维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所有制结构，而且还明确规定了“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政策。肯定者的根据，是认为文件总的精神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作初步总结，强调肃清林彪、“四人帮”的“左”倾流毒和影响，比较清醒地面对严峻的农业现实，确定农业政策的“首要出发点”是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按照这样的出发点制定出放宽了的农业政策。
两种观点各有道理，但都不充分。问题在于，两种观点有一个共同缺陷：过分注重会议文件，忽略了会议的讨论。事实上，农业文件都未能在会上正式通过，会议只是同意把两个文件下发到地方讨论和试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称：“会议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页。]。这表明，会议文件规定的农村政策，无论属于改革性质还是守成性质，都还没有取得与会者的共识，从程序上说会议文件还不是最终作出的决策。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导致这个结局的原因，恰好是会议的讨论。与会者不仅对最初提供会议的文件草案批评甚多，就是对会间经过修改的文件稿也仍不满意。据知情人回忆，临近会议结束，经过反复修改的稿子虽然与会者“普遍感到满意”，仍因“时间毕竟还是太短，缺少充分的讨论”[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91页。]。决策层最后采纳多数人的意见，干脆下发文件让各地讨论，征求意见，再行决定。依据没有取得共识的文件作出判断，显然不能完整反映历史。
1978年的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开始转型的时期，从思想观念到实际生活充满新旧的交织和冲突，是一段异常艰难的转型历史，很难以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简约结论概括。如果把它比作一幅图画的话，它本来的色彩是斑斓而非单调的。任何一种简约的判断和结论，都只会凸显某一种色彩，而淡化乃至遮蔽其他色彩。这种对历史的“抽象”不能完整还原历史。本文的目的，是重新梳理这次会议关于农业议题的讨论，力图呈现和揭示当年历史的复杂性。
<一>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的农业议题，是讨论三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讨论稿）、《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讨论稿）、《关于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说明报告》参见《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是1961年发布的，所以此次为修改。（以下简称“决定”、“条例”、“报告”）。“决定”和“条例”是主要文件。与会者从一开始即对这两个文件尤其是“决定”普遍表示不满。
中国是个农业国度，从1949年中共建立新政权到1978年开中央工作会议近30年，尽管一直强调农业是基础，但实际的发展却十分缓慢，而且屡遭重创。“决定”尽管承认农业的落后（这也是讨论农业问题的出发点），但对农业成就的估计却引起与会者质疑。“决定”称：建国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增长1.5倍，棉花增长3.5倍，以不到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超过世界1/5的人口；还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讨论稿）（1978年11月9日）。]。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就不赞成这个说法，他说“养活”有各式各样的养活，糠菜半年粮是养活，丰衣足食、营养充足也是养活，现在我国农民养活自己的水平太低了。[参见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44页。]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廖汉生说：“决定”一开始就说我国农业如何了不起，什么了不起？解放20多年还有讨饭的。[廖汉生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发言（1978年11月21日）。]
无论来自地方还是军方，与会者无不痛陈农业的落后和农村的贫困。农林部部长杨立功提供了一组数据：到197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5654亿斤，其中包括稻谷和小谷子2693亿斤，红薯片593亿斤。人均598斤，比1957年还少5斤。据《中国统计年鉴（1984）》，1957年粮食人均产量612斤，1977年为599斤。[参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167页。]粮食总产量中，集体粮食5293亿斤，国家征购1068亿斤，集体提留1099亿斤，实际可供农村社员分配的只有3209亿斤，社员人均413斤。南方以水稻为主的地区，社员口粮在400斤以下者，占37.9%；北方以杂粮为主的地区，社员口粮在300斤以下者，占25.7%。也就是说，全国有一亿几千万人吃不饱肚子，而国际上农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人均占有粮食1000多斤到2000斤。社员分配收入低，1977年，全国农业人口人均分配65.5元；人均分配在40元以下的生产队占22%，超支户占33.5%，累计欠款72.7亿元，户均欠款132元。农业发展速度慢，1949年到1977年，年均递增3.3%；前八年年均递增7%，后20年年均递增仅1.9%，其中1976年至1978年竟只有0.9%。[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民政部部长程子华介绍的数据，与杨立功的发言互为印证：人均口粮当指农村人均口粮--笔者注。]，1956年为409斤，1976年为405斤；目前公社社员的口粮（原粮）只有400斤稍多，20年（不仅没有增加）还略有减少。10个省人均口粮为400斤以上，7个省不到350斤。[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
杨、程是农林、民政二部主官，专事农业、救济，所提供的数据至少在当时是权威的。数据透露出来的事实相当严峻：至少在个体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20年间，中国农村人均口粮不增反减。以水稻为主的南方，近1/3以上的农民日均口粮不足1.1斤；以杂粮为主的北方，1/4以上的农民日均口粮仅0.82斤。需要说明的是，口粮只是原粮，还不是可供食用的成品粮，从原粮到成品粮有个折扣。也就是说，前述的1.1斤和0.82斤还不能尽数食用，实际食用数据还要少些。至于农民的分配，更显可怜，全国年人均仅65.5元，每天不到0.18元。
全国的情况如此，自然条件较差的西部地区更为严重。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马力介绍，全省旱涝保收农田只有600多万亩，人均只有2分6厘田，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去年粮食社会占有量人均不足500斤，比全国人均少100多斤。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下的生产队占百分之三四十，社员的收入人均只有46元，是全国最低的。今年夏季预分，有的生产队每个劳动力只得2分钱。[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说得更直白。他这年去过贵州，说那里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他们当年长征经过的时候。[王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的发言（1978年11月28日）。]陕西省委书记于明涛说，从1968年起，陕西由粮食调出省变成粮食调入省；1950年至1975年调入粮食31亿多斤，调出27亿多斤。1977年，全省粮食亩产仅333斤，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人均口粮处于50年代的水平，年人均粮食354斤，低于全国平均413斤的水平。革命老区的35个县，600多万人，年人均口粮只有296斤，农民年人均收入仅26元[于明涛：《历史的丰碑》，参见郑惠主编：《中国命运大抉择：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8年，第208页。]。在2300万农业人口中，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下者约765万人[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未完转下一篇）
（该文摘自《中共党史研究》杂志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