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来自军方，但对地方农村的现状颇为了解。1967年以来，甘肃全省农村人均口粮都在300斤左右，44%以上的生产队、41%的农村人口口粮在300斤以下。岷县82%以上的生产队、90%以上的人口，口粮只有190多斤。全省农村平均劳动日值只有0.36元，社员年现金收入人均13元，14个县社员年现金收入人均在5元以下。社员吃不饱肚子，还要倒贴，每个社员欠债35元。今年9月兰州市收容站收容1100多名外流人员，绝大多数人是因为生活困难外出讨饭的。他举陕西蓝田县安村公社吴庄大队为例，全大队共317户，外出讨饭的有109户[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与韩先楚搭档的兰州军区政委萧华说：28年来，陕甘宁青四省吃回销粮74亿斤，仅甘肃就占40亿斤，农民生活十分贫困。甘肃每个农民平均欠国家40元，有的地方一天工分只有几分钱[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
自然条件相对较好，历来属于粮食主产区的地方，比西部地区也好不了多少，甚至几近一般。安徽是农业大省，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说：全省人均粮食至今未达到1955年的水平，1955年人均粮食718斤，每个农业人口贡献商品粮175斤，而1977年人均651斤，贡献商品粮才88斤。1977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比1949年的648斤增长4斤。万里感叹：淮北那么好的地方，农民每人每年只分得30多元，大别山老根据地有些农民穿不上裤子，盖不上被子，实在叫人难过！[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与安徽同属粮食产区的江西，情况与安徽一样。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介绍：28年，江西粮食年均递增仅为3.8%；每个劳动力提供的商品粮，1977年为556斤，比1953年减少198斤；农业人口人均年收入只有70.2元，口粮只有463斤；人均年收入低于50元的生产队，占到生产队总数的21.5%；人均口粮低于400斤的生产队，占总数的27.7%[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之誉的东北，农业发展同样落后。吉林省委副书记张士英说，吉林的农业发展速度很慢，粮食单产一般只有300斤左右，1977年还下降到280斤。农民收入低，债务多，积累少。全省超支款近5亿元。年平均收入在40元以下的占14%，每个生产队积累平均只有两三千元[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
至于本来就不属于粮食产区或者地理位置特殊的地区，农业落后的情形可想而知。据来自工业大省辽宁的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发言，1949年至197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增长39倍，而农业仅为2.2倍；搞了近30年，农业仍是一条短腿，农民的口粮不仅没有增加，反而由500斤降到400斤左右，每年需要国家调入粮食20多亿斤、猪肉8000万斤、食油5000多万斤[任仲夷：《追寻1978年的历史转折》，见郑惠主编：《中国命运大抉择：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第202页。]。福建地处沿海，由于大陆同台湾的长期对峙和紧张，投资一直受到抑制，加之“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形，农业发展一直比较落后。省委书记马兴元说，全省人均只有8分地，群众口粮只有450至460斤，社员年收入仅62元[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
前引材料已经不少，但还只是与会者讨论的极小一部分。因为篇幅的关系，本文不可能更多引述，不过这些足以反映与会者对农业和农村现状的认知。他们大都没有太多的套话，毫不遮掩地指出问题，举证数据之具体，涉及问题之严峻，在以往的中共会议上难得一见。在一针见血的批评声中，农业文件所谓“养活”超过世界1/5人口的神话，无形中被解构。需要指出的是，史料表明，与会者对农业和农村现状的不满，成为会议的基本倾向。既然不满，实际上也就预伏了变革农村政策和农业体制的前提。
不过，不能否认，会上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与批评农业文件的与会者相反，也有与会者肯定农业文件对29年农业发展的评论和估价是公正的，并且认为“决定”提出的加快农业发展的措施是可行的，既从方向、道路、方针、政策方面提出和解决了问题，也在财政投资、物质条件、群众生活和利益、鼓励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办法[王谦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华北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6日）。]。就笔者所掌握的史料看，赞成和拥护农业文件者，还不是一两个人。这反映出人们认识上的一种参差、复杂的状况。（未完转下一篇）
（该文摘自《中共党史研究》杂志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