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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落后和农村贫困的现状的讨论，势必会促使人们对造成上述现状原因的追问。关于原因，农业文件不是没有分析，比如指出对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一些人思想上和实践上没有完全解决，[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讨论稿）（1978年11月9日）。]这些分析不是王顾左右，就是蜻蜓点水。许多与会者对这种只触皮毛、无关痛痒的分析很不满意。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谭震林，“文化大革命”前长期担任分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他认为几个农业文件对问题的分析都不够[谭震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华北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6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说：我们的农业为什么上不去？文件没有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李昌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华北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6日）。]。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感觉写得太散，没有一个中心，没有很好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没有提出新的东西来，发下去以后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习仲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4日）。]。
相对于农业文件，与会者对原因的分析要广泛和深入得多。这方面的分析，大致可以分成非意识形态（或者说是技术层面）和意识形态两种类型。对非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与会者的分析顾虑要少得多，因而讨论也更充分些。
非意识形态方面原因，与会者主要指出了如下几点：
--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太少。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介绍，从1952年至1977年，由国家预算直接拨款支援农业的资金为1283亿元，银行信贷151亿元，间接投资（包括化肥、农机、基建投资）258亿元，合计1692亿元[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按这个数据，平均每年国家直接间接支援农业的资金才65亿元多一点。东北组的书面意见称，1950年至1975年，农业投资只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11.9%；只有6年占到了14%以上[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说，28年来，国家给山西的农业投资为16亿元，仅占对山西总投资的8.4%[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甘肃省委书记李登瀛说，过去农业投资仅占总投资的8%-10%，去年才增加到12%[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杨立功谈及国家对草原建设的投入太少，举例称新疆12亿亩草原，可放牧者7.5亿亩，但解放以来仅投资4805万元；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解放以来向国家提供畜产品10亿元，而国家投资仅4090万元，其中用于草原建设只有200万元[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
--农业技术条件落后。这里说的农业技术条件，包括农业机械使用、化肥施用、水利覆盖面积、电力使用等。吉林省委副书记张士英指出，吉林农业生产条件一直改变不快，基本是靠天吃饭。机耕面积仅占28%，机播面积仅占15%，水利灌溉面积仅占17.5%，高产稳产农田人均只有三四分地，化肥施用量每亩20斤，均低于全国水平[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于明涛说，陕西全省水浇地不到2000万亩，其中旱涝保收的只有1000万亩，人均只有几分旱涝保收地[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萧华举例谈了西北的情况：安康地区大小河流总流量100亿方，而水库蓄水不到总流量的0.5%；祁连山雪水的60%白白流掉。李登瀛说，甘肃平凉地区，1970年以来打井、建提灌站5800多处，能在天旱时起作用的只占31%。杨立功则谈到了畜牧业的机械化水平低的问题：全国33亿亩草场，只有18万眼井、3200台拖拉机、1万台割草机，剪毛机只有相当于作业量的1.5%。[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
--人地矛盾突出。中国本来人均土地资源就十分有限，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人多地少的矛盾更显突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提供的数据显示，1949年全国人均土地2.71亩，1977年减少到1.57亩[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29年里，人均土地面积减少了近58%。人口的过快增长，导致了人均土地面积的减少，也导致人均粮食产量的降低。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刘景平说，28年来，内蒙古粮食只增长1.5倍，而人口增长了2倍多，目前粮食产量还停留在1956年的水平。[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与人均土地面积减少同样严重的，是地力的下降和环境的退化。卫生部部长江一真据东北的典型调查说，不少土地的有机肥力已从解放初的3.5%，下降到1.3%；全国不少土地的有机肥力下降到1%。[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据杨立功介绍，全国15亿亩耕地中，有5亿亩是低产田[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杨立功说，全国1/3草原在沙化、碱化，退化严重。许多草原减少了一半，造成“寅吃卯草”。群众说，过去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现在是“风吹草低见老鼠”。地力的下降，加重了人地之间的矛盾。
--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由于偏重粮食生产，强调“以粮为纲”，农业结构单一。许多具有种植经济作物优势的地方，被强令种植产量极低的粮食作物。萧华说，甘肃岷县出产的当归，每吨出口价值4万美元，可换130万吨小麦，一亩当归可换16吨小麦。由于片面强调种粮食，影响当归的发展，得不偿失。群众说：我们是端着金饭碗讨饭吃。[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辽宁省委书记陈璞如说，辽宁为了突出粮食，挤掉了100多万亩经济作物，棉花产量下降75%，花生产量下降77%，大豆产量下降46%。而“四辣”即大葱、大蒜、辣椒、生姜等被批为“资本主义”，不能大量种植，导致严重脱销。[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
--对社队和农民挤压严重。水电部部长钱正英算了一笔账：建国以来，水利财政支出641亿元，其中基建287亿元，农田水利140亿元，用在水利事业的其他方面100多亿元。就已经建成的工程来说，其价值粗粗匡算约2000亿元以上，也就是说大约2/3以上是社队出资的，其中大多数是社队的劳动积累。不但中小工程，就是大型工程，社队也贴了许多钱物。她自己匡算，社队的劳动积累大约在300亿工日以上，其中多数是无偿的。[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不仅农田基建无偿剥夺农民，而且由于农产品收购价格偏低，农民更是受到剥夺。萧华说，甘肃农民每卖1斤粮食，平均要贴四分八厘六；有的地方卖一斤鸡蛋，农民要倒贴0.35元。社员说：“我们既无钱，又无权，上边说什么，我们都得办。”[于光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笔记。]
这些主要还是在非意识形态层面的讨论，真正尖锐的讨论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中国农业自50年代开始就不断发生问题，这同多年来对所有制结构、农业发展的政治方向等一整套意识形态观念密切相关。而农业改革的根本，在于颠覆这一套观念。对与会者来说，这无疑具有政治风险。胡耀邦的发言可谓一语中的：文件不大解决问题，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一些问题没有吃透，二是思想上还有框框。思想上有什么框框？一是人民公社许多问题是毛主席定的，一是怕否定“文化大革命”。如果思想上有框框，必然要阻碍我们吃透农业上的一些根本问题[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44页。]。不过，会议讨论中的不少意见已经突破框框，有些意见实质上已经属于改革主张。
解放军基建工程兵主任李人林说：我国农业发展慢，确实有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但是根本原因是一些人觉得“左”比右好。他觉得“左”比右坏，因为不易被人识破。解放后，前8年粮食产量每年递增7.1%，1957年后的20年每年递增只有1.9%，最近3年只有0.9%。为什么下降？就是因为“左”。1958年刮“共产风”，吃饭不要钱，把老百姓搞得很穷。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要反“左”，结果却反右，搞得“左”上加“左”，使老百姓生活很困难。“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主要原因是“左”。老百姓富一点有什么不好？富一点怎么就成了资本主义呢？[李人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5日）。]（未完转下一篇）
（该文摘自《中共党史研究》杂志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