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和农村领域的“左”，恐怕首推“农业学大寨”问题。从60年代开始，大寨大队由一个灾后重建的典型，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后逐渐“叠加”其经验，最后演变成“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共产主义风格”、实行以大队所有制为核算单位的样板，并且被确定为发展农业的方向。这次会议的农业文件再次要求，发展农业必须“坚持农业学大寨的方向”。[《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讨论稿）（1978年11月9日）。]谭震林发言，提议把“方向”二字去掉。他说，方向应该是社会主义。大寨精神是好的，基本经验是对的，但是各地的情况不同，总不能用一个大寨概括起来。[谭震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华北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6日）。]
1958年建立的人民公社，一直被认为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誉为“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农业文件断定它在过去20年来“经受了种种严峻考验”，“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具有极大意义”[《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讨论稿）（1978年11月9日）。]。习仲勋认为文件不符合实际。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不是经受了种种考验？他的看法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体现得不是那么大，有些地方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和合作化时差不多，有些还不如合作化的时候，现在很有必要对过去20多年的农业做个基本估计。[习仲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4日）。]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这种把政府与经济组织合为一体的制度，长期以来混淆了两者本应分殊的职能。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认为，政社合一的结果，往往产生以长官意志去领导、组织集体经济，集体所有制得不到尊重，挫伤集体经济的积极性[铁瑛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7日）。]。
基本核算单位向生产大队过渡，是一条被认为是向更高的公有制进步的大寨经验，但却受到许多与会者批评。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说：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的问题，可以不写，从过去的实践看来，这种做法曾造成很大副作用[陈伟达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华北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8日）。]。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彭冲认为，农村政策言而无信是一个重要教训，明文规定这不变、那不变，实际上老是在变，老不兑现，“收自留地”、“穷过渡风”不停地刮。张春桥在1976年搞了200多个大队的过渡，有1/3根本不具备过渡的条件，1/3很勉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彭冲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7日）。]新华社社长曾涛质疑，现在提出过渡有没有根据？如果有，根据是什么？如果根据不足，还要保留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30年不变的规定[曾涛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8日）。]。
有与会者还由此提出灵活经营的主张。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提出，在维护集体所有制、正确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下，要解放一点、搞活一点，例如建立作业组，实行生产责任制和超产奖励；又如山区给社员留一点自留地，允许养少量的小牛等牲畜[江渭清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8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干脆提出了包产到户的问题：现在定额管理方法各异，但对产量要不要落实到组和户并超产奖励，群众心有余悸，就是怕说包产到户。文件也说不许包产到户。究竟什么是包产到户？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变，又不剥削他人，包产到组或户，这是不是资本主义？[张香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8日）。]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说，过去往往首先看到农民的自发倾向，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一时也搞得很乱。“不堵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这句话也要研究。对农民来说，到底是先堵还是先迈步？农民收入增加了，富裕起来了，才能逐步克服自发倾向，堵住资本主义的路。[朱穆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5日）。]
《人民日报》总编辑发言，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高级社发展到人民公社究竟是早了还是晚了，是快了还是慢了？公社化是促进了生产力还是破坏了生产力？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究竟发挥了什么优越性？所谓“公”，实际上搞的是“共产”、平均主义、一平二调。人民公社政社合一，这种组织形式究竟怎么样？公社实际上搞的是党政社合一，反对了社长一长制，实际搞的是书记一长制，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办农业。学大寨以后产生什么效果，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在什么地方，是正作用多，还是副作用多？在初期，提倡学大寨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现在我们要搞农业现代化，还把大寨当作我们农业现代化的方向，切不切合实际？关于所有制改变的问题，我们有些人对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搞得不对。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一百年甚至几百年，我们才搞了二三十年就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能行吗？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毛主席曾经说至少三十年不变，“条例”没有必要写上“要积极为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创造条件”。个体农民究竟是早消灭好还是晚消灭好？用强迫的办法过早地消灭个体经济有什么好处？什么叫单干？个体经济是不是就是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体农民靠自己劳动进行家庭副业，不剥削别人，这叫资本主义吗？让农民搞点家庭副业能出资本主义吗？[《人民日报》总编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西南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8日）。]
这些也只是讨论中的很小一部分材料，但也同样能够大体覆盖与会者对农业落后和农村贫困原因的分析。农业学大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基本核算单位过渡、自留地、家庭副业、社员分配等等，这些长期被视为天经地义的问题，在会上被广泛触及。以会上反思的逻辑，农村改革的思路和主张（包括像包产到户这样的主张）应该呼之欲出。
<三>
然而，不能不指出，除了零星的与会者外，多数与会者（包括具有明确反思倾向的与会者）关于农业问题的思考，大体还是恢复到60年代“大跃进”失败之后农业调整的思路，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的思路尚未达成共识。
从会议讨论的材料看，对农业问题的认识仍然有一定限度。比如学大寨问题，尽管人们提出了质疑，但大都是先基本肯定大寨经验，甚至认为大寨经验一定要学，要宣传，要维护毛主席树立的红旗，绝不能砍红旗。[曾涛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1978年11月18日）。]比如人民公社问题，人们对基本核算单位向生产大队过渡的时间、条件有疑问，但对“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则完全坚持，不少与会者认为发展农业主要还是靠人民公社，把人民公社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制度搞对了，农业才能上去，农业发展才有个高速度。[王恩茂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1978年11月24日）。]还比如政社合一的体制问题，与会者意见并不一致，有些人建议政社分开，也有些人不赞成改变政社合一的体制，而主张继续维持。至于对实行包产到户这类生产责任制，会上的意见更是零星，还不是多数人的主张。
经过一再修改的农业文件，折射出了与会者思想上的突破和局限。一方面，谨慎估量30年农业发展的成就，不再称以不到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超过世界1/5的人口的“了不起的成就”，承认近20年的农业发展速度不快，同人民需要和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存在着极其尖锐的矛盾”；另一方面，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个体农业改造的“伟大胜利”。一方面，认定社队的多种经营是社会主义经济，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绝不允许把它们当作资本主义经济来批判；另一方面，又要求发挥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说服教育少数农民克服“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一方面，不许任意搞所有制的“穷过渡”；另一方面，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适合于目前农村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许包产到户，也不许分田单干”[《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978年12月12日）。]。值得一提的是，两个“不许”在最初的稿子里并没有写，反倒是经过修改后加写进去的。变革的艰难和复杂由此可见一斑。■
（该文摘自《中共党史研究》杂志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