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坊间说法甚多，但不少属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在缺乏更多公开文献的情况下，就决策层而言，三位直接当事人——即华国锋、李先念、吴德的口述最值得重视。
1980年11月29日，李先念在政治局会议上曾谈过抓捕“四人帮”的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李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李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99-901页）
吴德在自述里说：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这个情节，吴德不是当事人，大概他是从华国锋那里得知的，因为吴在自述里说过，华国锋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吴德口述，朱元石等访问、整理：《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235-236页）
1999年3月9日，张根生向华国锋询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华告诉张：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张根生：《我所了解的华国锋》，载张根生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圳：海天出版社，2004年，第293-294页。）
另一位重要当事人叶剑英，没有公开的口述和回忆。只有熊蕾（熊向晖之女）的文章披露了一个情况：抓捕“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叶选基（叶剑英之侄）请熊向晖到王震家中，他和刘诗昆（叶剑英前女婿）向王震和熊向晖讲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叶选基说，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
叶选基不是当事人，想必是叶剑英告诉了他，他再告诉熊向晖和王震，熊向晖又告诉了熊蕾。这个拐了几道弯的叙述，也许算是一个来自叶剑英方面的佐证。2007年出版的《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24日，叶剑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意见：请叶帅考虑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111页。这里记载的时间，与华国锋、李先念、吴德所说的时间相差十来天，孰对孰误，尚待考证。）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熊蕾披露的叶选基的叙述，以及《叶剑英年谱》的记载，对事情的时间、情节的说法不尽相同，但主要情节是一致的：华先找李，通过李找了叶。这表明，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
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毛泽东逝世前后，叶剑英在党内元老和军方将帅之间有过私下议论，可以说早有酝酿和考虑。（参见《叶剑英年谱》（下），第1108-1111页；《叶剑英传记》编写组编：《叶剑英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643-635页。）当华委托李转告此意后，叶剑英与华国锋一拍即合。叶剑英以其军方元老的资历和丰富的政治智慧，凭借合法的政治身份（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政军各界具有极高威望。他同华联手解决“四人帮”问题，堪称中流砥柱。
毛去世后，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一共16位，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外，刘伯承因病重、吴桂贤因被疑为江青的追随者不曾与闻此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都是华国锋先后分别商谈或打招呼的（据吴德说，倪志福是他个别打的招呼）。这些政治局成员都赞成或基本赞成华的提议，汪、吴、陈（锡联）、苏的态度尤其坚决和积极。（《十年风雨纪事》，第236-241页。）
解决“四人帮”的方案，也是华国锋分别同叶剑英、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等人商谈的。据华国锋回忆，他“亲自和叶帅直接商谈了多次”，并找了汪东兴谈话，“还与汪东兴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华“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谢静宜、迟群的煽动上街闹事”。（《我所了解的华国锋》，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294页。）
2000年5月20日，《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访问华国锋，华说得更具体：（1976年）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参加，我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还说：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见。9月26日，华在国务院小礼堂，向李先念、吴德转告了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考虑。李、吴均表支持。三人还分析了形势以及解决“四人帮”的时间。（《李先念传》（下），第902-903页。）《叶剑英年谱》记载，华、叶两人有三次密谈，时间是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叶剑英年谱》（下），第1110-1113页。）
吴德的回忆最为详细，不仅印证了9月16日和26日华同李先念和他两次商谈的情况，而且叙述了10月2日、3日、4日，华国锋同汪东兴和他分别多次商议行动细节的经过。吴德还提到华约见耿飙，指令他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的情况。（《十年风雨纪事》，第237-250页。）耿飚的回忆，也详述了华国锋指示他控制电台、电视台的经过。（《耿飚回忆录》，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11-516页。）
10月6日晚8点，华国锋、叶剑英主持，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部队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予以抓捕，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吴德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抓捕了迟群、谢静宜、金祖敏。耿飙率北京卫戍区部队，控制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随后，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议，决定华为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1978年11月，华国锋在一次谈话中概述过事情的经过：“毛主席逝世后，当时中央政治局根本开不成会，一开就闹。每次去人大会堂开会，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就同叶帅、先念同志商量，这样拖下去不行，要采取措施，把‘四人帮’及其主要骨干抓起来。抓‘四人帮’时，问东兴同志八三四一部队有没有把握。抓王洪文、张春桥是我和叶副主席找他们来开会，由八三四一部队执行的。姚文元当时住在外面，由北京卫戍区警卫；如果八三四一部队去抓，可能会同卫戍区部队发生冲突。当时同吴德同志商量，由他去做陈锡联同志的工作，通知吴忠去执行。陈锡联下了命令，要吴忠一切行动听吴德同志指挥。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也是吴德抓的。”（华国锋、李先念同陈丕显、胡立教的谈话（1978年11月19日））
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是“起了决定性作用”。（未完接下一篇）
（该文摘自《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