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凡是”的由来』
华国锋最受诟病的，就是“两个凡是”的问题。“两个凡是”，华当然脱不了干系。但事情也不像长期流行的一些说法那么简单。
1977年1月，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年初开始，北京许多市民已经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除了纪念周恩来，很多内容涉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表达了对高层的不满。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华国锋肯定“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关于天安门事件，华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他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对这些动向，华显然不满，但态度却比较温和容忍。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表示“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还说“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这一层要讲清楚”。总的精神，华是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 李鑫传达华国锋同志的讲话（1977年1月14日）。）华和高层不是不解决两件大事，但希望事情按照高层设想的步骤解决，以免干扰高层预设的“大局”，其关键是不能“损害毛主席”。这是华和高层的政治底线。
第二天，汪东兴指示李鑫组织写一篇社论，注意引导大家学文件，把对天安门事件、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文件指的是《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大概是汪落实华国锋“要引导”指示的第一个动作。
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论学习组布置任务。过了几天，情况有变化。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主席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李鑫向理论组作了传达。“小范围”就是前述高层准备在1月份召集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华国锋要在会上讲话，要求准备一个讲话提纲；学大庆会议则是将在4月份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华也要讲话，要起草一个讲话稿。李鑫还强调要批小道消息，狠驳分裂中央的言论。所谓“小道消息”、“分裂言论”，指的是社会上关于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的舆论。社论稿的起草因此搁置下来，理论组转而起草华的讲话提纲和讲话稿。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讲了这样一些意见：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还说：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见，理论组写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关于李鑫同志的几个问题》（初稿，供讨论用），时间不详。）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为什么写了这样两句话？李鑫后来说：“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这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不是邓小平复出，而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
讲话提纲稿修改到第四稿，情况又有变化。高层原拟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汪东兴显然此前看过已经起草的稿子。
理论组再次回过头来修改社论稿。按照汪的指示，李鑫要求起草者将讲话提纲里“高举”、“维护”的意思加到社论稿里面。（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两个凡是”的提法就这样移植到了社论稿里。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后半句话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社论的第五稿。
第二天，李鑫将稿子报送汪东兴。汪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5日，汪东兴再批示：“可以发两报一刊社论，请耿飚（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负责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引者注。）、朱穆之（时任中共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成员、新华通讯社社长——引者注。）、李鑫、华楠（时任中共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成员、《解放军报》总编辑——引者注。）、王殊（时任中共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成员、《红旗》杂志总编辑——引者注。）同志阅办。”但只有李鑫在这个批件上画圈，没有听取其他几位的意见。（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关于李鑫同志的几个问题》（初稿，供讨论用）。）据李鑫后来的检讨，是他没有同宣传口和两报一刊的负责人商量，就直接报汪东兴审批了。（李鑫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2日）。）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社论最后说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成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
上述经过说明，这个经典表述不出自华国锋。华国锋说没说过“凡是”呢？说过，但与这个经典表述的背景或词句并不一样或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谈到揭批“四人帮”问题，华国锋说：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华国锋、纪登奎听取中央宣传口汇报时的讲话（1976年10月26日））在这里华针对的是揭批运动的具体问题，提醒揭批“四人帮”不要触及毛泽东。一次是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转引自《陈云传》（下），第1449-1450页。）这个讲话，就是前述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那个稿子。讲话里“两个凡是”的表述，与两报一刊社论不完全一样，主要是第二句不同。据华国锋说，讲话稿和社论稿分别经政治局讨论或传阅同意。（参见于光远著：《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92页。）
不久，华就感觉他的讲话有毛病：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参见《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1页。）值得注意的是，华并非“两个凡是”受到批评后才感觉有毛病的。几乎所有人都忽视了一个事实，即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华再未提过“两个凡是”，官方文件、官方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可以说，作为有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到这时实际已经终结。说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不是事实。至于“文革”之后维护毛晚年的理论和实践，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心理，很难也不应该以有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来概括。
有一点需要澄清，“两个凡是”不管有什么真实指向，至少没有反对邓小平复出的意思。最早质疑“两个凡是”意在阻止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是邓力群。据邓力群回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当天我没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年轻人朱佳木来找我。他说，老邓，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论了吗？我说，我没看，有什么事吗？他说，这个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后，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这个意思说了。王老说他没注意。我对他说，这‘两个凡是’里面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没过几天，王震同志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地说，有一个社论，讲‘两个凡是’，据说是一个理论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老就批了一通，还点名批了李鑫。接着王老找邓小平反映。”（《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一九七五——一九八七）》，香港：博智出版社，2005年，第84页。）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77年2月，王震去看望邓小平。邓表示了对“两个凡是”提法的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列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5页。）王震看望邓小平，很可能就是去反映“两个凡是”问题的。
邓力群显然有误解。如前所述，华和高层已经在考虑和安排邓出来工作，不可能发表一篇社论去阻挠邓的复出。真是如此，如何解释社论发表之后华还要宣布准备恢复邓的工作呢？还有一种说法：提出“两个凡是”是为了继续“批邓”。这更无从谈起。前面已述，年初高层就停止了“批邓”，怎么会用“两个凡是”去维持一个已经废止的口号？（未完转下一篇）
（该文摘自《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