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制“真理标准”讨论？』
按照官方叙史，华国锋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相关材料和著述，大多也是讲的汪东兴，涉及华国锋往往语焉不详。
许多材料显示，汪东兴的确是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是华国锋与汪东兴不同，充其量是不积极，现有的材料很难看出他“压制”了这场讨论。这恐怕与华历来对意识形态问题谨慎有关。从地方到中央，华长期从事政府工作，分管过文教、农业、财贸、科技，事务性特点突出而意识形态色彩较淡。1970年代，毛泽东曾提醒华：“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九四九— 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95页）毛的批评可以算是一个佐证。
1978年，理论界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议论蜂起。中宣部的官员顾虑甚多，希望华国锋能出面讲讲理论问题，以统一思想。华的看法是：现在议论多，思想活泼，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至于理论问题，诸如“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华认为讲早了不好。他还是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他讲早了人们会认为党中央主席讲了，大家就不好说了。中宣部负责人再三请华讲一讲争论的问题，华仍坚辞：具体争论的问题，思想不一致，讲早了不好，思想问题有针对性的可以讲一点。（华国锋、汪东兴、乌兰夫听取张平化、朱穆之、廖井丹汇报的谈话，1978年4月7日。）华国锋不想对理论问题匆忙表态，恐怕既有他本人对理论问题不熟悉的原因，也有性格温厚、包容的缘故。无论如何，华对理论界的争论不反感，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客观上给了人们讨论问题以某种宽容。
“真理标准”文章发表的前一天，华国锋出访朝鲜回国（5月4日至10日访问朝鲜）。据华本人说，因为有许多事情亟待处理，没有顾上看。6、7月间，华听到关于这篇文章的争论情况，才知道对文章有不同看法。后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去研究。（参见《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2～193页）这是事后的说法。可以肯定，当时绝非所有常委都认为文章主题好。没有材料显示，华国锋本人是否认为主题好；但也没有材料证明，华对这场争论施以了打压。华至多是过于谨慎，不想对理论问题表态而已，与汪东兴的压制、指责不能相提并论。
真理标准讨论受到责难，主张者一时压力不小。有材料显示，华国锋不赞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1978年7月4日，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谈话，对“砍旗”的帽子有批评：“现在有一种苗头，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这样说，你叫人家怎么办呢？胡耀邦说，我们搞‘四不’（‘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引者注）。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的谈话，1978年7月4日）“砍旗”是反对者给真理标准文章扣的政治帽子，华表示了反感。这一番话，对着“真理标准”文章的组织者胡耀邦讲，不说是对胡的支持，至少说不上是“压制”。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介绍了一个情况：“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中篇，《财经》2008年第12期；沈宝祥：《真理部长问题大讨论》，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页。）华承认“真理标准”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求“要搞清楚”，说明他不仅包容了讨论，而且给予讨论某种支持。
当年的“实践派”代表人物胡绩伟后来评论说：华国锋“态度比较温和，为人比较正直，处事比较慎重。鲜明的对比是毛泽东主席，他也是常常让刘少奇或邓小平主持会议，但他很快就打断人家的话，把主持会议权完全接过来。他作结论时更是上纲上线，提得很高。整个会议都在他的控制之下，火药味越来越浓。而华国锋却不是这样，例如所有关于宣传的会议，他都几乎让汪东兴主持，他总是温文尔雅地坐在旁边，对汪东兴不断发出的‘枪炮子弹’，他从没有火上浇油，反而起一些缓解松弛的作用。特别是当汪东兴对我大批大骂时，华主席对我没有上纲加码，既没有叫我停职检查，更没有罢官撤职，这就使我不仅能够继续领导人民日报，而且大大鼓励了我继续大胆地解放思想，相当独立自主地改进人民日报。”（《胡绩伟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35页）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真理标准”文章发表后，一些主要报纸和理论刊物非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发表有关文章，地方官员也纷纷表态支持，倒是反对的观点在报刊上鲜见。如果华真要“压制”这场讨论，以他“第一号人物”的身份，事情也许更加曲折。（未结束转下一篇）
（该文摘自《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