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跃进”？』
“洋跃进”也是指斥华国锋的错误之一。“跃进”自1980年代以后是个贬词，“跃进”再戴个“洋”的帽子，更有些挖苦的意味。
所谓“洋跃进”，从目前的解释看，有“宽”“狭”两种含义。广义的“洋跃进”，指1970年代末伴随大规模技术和设备引进的经济高速增长。狭义的“洋跃进”，指超出国力承受边界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大规模引进。由于批评者将之比作1950年代的“大跃进”，又因为具有1950年代不曾有过的对外引进的因素，故称之为“洋跃进”。对“洋跃进”，政学两界历来有不同看法，以至于对这个说法都有争议。作为学术问题，这本来是可以讨论的。不过，无论是肯定还是批评，前提是弄清事实。因为事情本身比较复杂，这里只讨论最高层关于引进的决策层面的事实问题。
“文革”结束以后，当时面临的局面相当严峻。工业生产方面，突出的问题是燃料、动力和原材料紧张。为解决这方面的困难，1977年7月，国家计委提出，今后八年，除抓紧“四三方案”（指1973年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和新技术的方案，因需动用外汇43亿美元，故称“四三方案”。）的在建项目的投产外，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单机和技术专利，总额为65亿美元。7月26日，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汇报。邓小平提议引进还可以加一点，譬如搞100亿美元也是可以的。他的想法是，多出石油、煤炭和轻工业产品，换取外汇，多引进设备和技术。叶剑英当即赞成，说“不算多。投信任票。”华国锋、李先念也都表示赞成。（房维中编：《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第一分册，2004年11月初稿，未刊，第34～36页。）
会后，国家计委修订引进方案，提出在65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引进项目，规模扩大到150亿美元。18日、23日、25日，政治局三次听取国家计委的汇报，肯定了计委修订后的方案。邓小平很肯定150亿美元的引进计划，认为没有什么危险。邓甚至提出，再过两三年，也许可以再多些。李先念同意邓的意见。华国锋也同意邓的看法，肯定国家计委的计划是积极的，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55～62页。）
1978年2月9日，政治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一个突出议论的话题是加速和扩大引进。邓小平认为：引进技术的谈判，要抢时间；对共同市场，也要迅速派人去进行技术考察，几百亿的长远合同要考虑；要进口大电站、大化工设备，不怕冒头。还说：步子要快一些，政治局今天可以下这个决心，试一试，不行也不要紧。叶剑英说：我们要在二十三年内完成四个现代化，这是全世界都关心的问题。干劲要鼓足，气势不可怕。把积极性调动起来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把我们的建设速度加快，再加快。华国锋赞成，说：180亿元的进口，可以一起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草稿）》经济部分时的谈话（1978年2月9日）。）按照华的主张，引进规模扩大到180亿元。
3月13日，政治局再次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的汇报。华国锋说：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小平同志1975年说这是一个大政策。粉碎“四人帮”以后，提出了65亿美元的方案，现在看不够了。引进也要有个长远打算，至少要有八年的打算，但是不定死。国际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不断变化，要加强调查研究，统筹考虑。现在提出这个规划很重要，要先把今年60亿美元的引进方案定下来。华说：八年引进规模180亿美元，也可能是200亿美元。（《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90页。）邓小平说：引进这件事肯定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要缩短从谈判到进口的时间。如果一个项目能缩短半年，早投产一年半载，就把钱赚回来了。（《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九九七）》（上），第279页。）
4月19日，政治局听取国家计委等五部委关于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汇报。邓小平明显流露出不满：扩大进出口贸易问题，我已经说了多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做得快一些好一些。政策上大胆一点，抢时间进口设备，是划得来的，得到的比付出的利息要多，问题是善于去做。目前的时机是有利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解放了，可以拿资本主义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我们所用。要想一想，现在思想解放得够不够，到底还有什么障碍，看看上层建筑、生产技术方面存在什么问题。有些事情不能总在北京转圈子，一拖就一两年，要尽快研究解决。（《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 一九九七）》（上），第298页。）与邓小平一样，华国锋也强调了解放思想的问题：我们要经过二十三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真正动脑筋，想办法，争速度，这里就有一个引进的问题。太急了不行，慢腾腾也不行。我同意小平、先念同志的意见，思想要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放手一点。（《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93页。）后来的“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即由此而来。
6月1日、3日，政治局听取林乎加率领的赴日经济代表团和段云率领的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汇报。华国锋对引进规模稍显谨慎，他说：国外引进与国内条件要平衡。有些大的项目，下决心要慎重，下了决心就能上准。这不是优柔寡断。他说：千万避免万马奔腾、齐头并进，最后都上不去。大家的热情是好的，现在劲头来了，但是引进不能不顾国内条件。不过在引进新技术和利用外资方面，华仍主张要大胆一些：用外汇进口新技术，可以加一些；利用外资，胆子也要大一些。邓小平则毫无顾虑，气魄极大：下个大决心，不仅不要怕欠账，那个东西没有危险，就不怕还不上钱。抢回一年时间，就补偿有余。思想要解放。6月22日，邓小平同余秋里、谷牧、康世恩、方毅谈话，说得更干脆：同国外做生意，搞买卖，搞大一点，什么150亿，搞它500亿。（《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118～120页。）500亿美元的规模，是3月份拟定的200亿的盘子二点五倍。
大概是受邓小平的影响，6月30日听取谷牧出访汇报时，华国锋再次强调步子要大一些：第一次提65亿，第二次180亿，现在有一些新的设想，步子还可以再大一些。（华主席和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听取谷牧同志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汇报时的重要指示（1978年6月30）。）几天后，他在一次谈话中嫌原计划过于保守：“一种办法是让外国剥削一点去，干翻身有什么不好？另一种办法是借自力更生为名，搞假‘左’，五十年也翻不过身来。哪种好？中央准备采取大的政策引进。从60亿到180亿，现在要搞到500亿美元。花一点钱。这是一个大决策，原计划是保守了。”（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的谈话（1978年7月4日）。）同华、邓的态度相比，叶剑英、李先念显得比较谨慎。叶说：引进技术，重点在欧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要吃饱，二要消化得了。看主观条件，能否消化得了。一天三餐，一顿去吃就消化不了。要按消化能力，掌握分寸。要集中更大力量消化引进的东西。李先念说：引进要同国内制造平衡，要结合起来。光进口，国内机械工业不提高不行吧？！（华主席和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听取谷牧同志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汇报时的重要指示（1978年6月30）。）
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要求国家计委提出一个引进新技术的单子。国家计委做了研究，并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各方面提出的扩大技术引进的设想，需要用汇超过1000亿美元。7月上旬，国家计委初步整理，汇总了一个850亿美元的方案。7月11日，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作了汇报。华国锋从加快发展速度的角度肯定了引进规模的扩大：关于引进国外新技术，原来我们提了一个65亿美元的引进方案，以后看到形势发展好，认为可以多搞一些，提高到180亿美元。现在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这也是合乎认识规律的。（华国锋听取李人俊关于扩大新技术引进初步设想汇报后的讲话（1978年7月11日），《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138～139页。）有材料显示，邓小平也有把引进规模扩大到800亿美元的考虑。（1978年12月9日，王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发言：“邓小平同志讲用外国贷款由五百亿增到八百亿。”见《王震传》编写组：《王震传》（下），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第165页。）尚不清楚的是，邓什么时候提出的这个想法，这是他自己的考虑还是对计委方案的肯定。李先念则仍然对引进规模的扩大有些担心。8月3日，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听取各部门汇报后，李先念谈了一些意见：要想一想自己的本领，一下子引进那么多新技术，能不能掌握和消化？不要搞成“花子拾黄金”。我们搞经济工作的同志，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至于国民经济的平衡，不可能一下子平衡得很好，但要做到八九不离十。我怀疑能否借到500亿美元？借了500亿外债还不起，国际上对我们的观感就要变。500亿美元也不是一下子全都用，我想先借200亿美元，用点还点，还点用点，滚着用，大概就差不多了。（李先念听取各部汇报后的讲话（1978年8月3日），《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140页。）虽然叶剑英、李先念都有些隐忧，高层最终还是作出了进一步扩大引进规模的决定。9月9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结束时宣布：最近中央决定，引进工作胆子要更放大一些，步子要更加快一些，今后十年的引进规模可以考虑增加到800亿美元。李还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1978年9月9日）。）
上述高层决策过程的梳理，表明引进规模的扩大有一个过程，高层领导人的意向也有些变化和参差。从65亿美元到后来的800亿美元的规模，最初高层的意见比较一致，后来逐渐有些差异。在高层领导人里，邓小平的调子始终是步子要快，规模要大；华国锋的想法与邓最接近甚至完全一致，中间虽一度略微谨慎，但很快恢复了乐观态度。叶剑英、李先念开始也赞成扩大规模，但是随着规模设想的一步步扩大，态度渐趋谨慎。所以，即便把当年的引进规模扩大说成是“洋跃进”，也不是华一个人的主张，事实上邓小平比华国锋更积极。无怪乎邓小平后来说：不要再提“洋跃进”了，与1958年的“大跃进”不是一码事。（叶选基：《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30日。）
胡耀邦事后的评论比较公道：“经济问题，我们也是有错误的，一个是高指标，一个是大轰大嗡，主要是一九七八年。我觉得，这个问题，国锋同志是有一份责任的。但是，我的意见，当时指标是中央全会讨论了的，大家都举了手的，我也是有错误的，因为当时我是中央委员之一，我也是吹过的。”“经济上的严重失误、严重错误，我的意见，不要把主要的账算在国锋同志身上”。（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19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第746页。）经济工作有没有错误、有多大错误，见仁见智，尽可讨论；不过，胡耀邦说这是中央全会的决定，“大家都举了手”，责任不在华国锋一个人，却是不争的事实。 （未结束转下一篇）
（该文摘自《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