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视的“滥觞”』
关于改革开放起源的历史叙述，很少提到华国锋，似乎华与改革开放无缘甚至是对立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最早提到“改革”，是1977年5月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会使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来，唤起人们去加以改革。”（华国锋：《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日报》1977年5月1日。）当然，这是秀才班子起草的稿子，属于官样文章；而且这里所说的“改革”源自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同后来的改革含义殊异。
那么，华国锋有没有改革开放的意识呢？这需要凭史料来回答。由于文献档案公布甚少，笔者只能根据所见零星史料梳理。
在借鉴和学习外国经验问题上，华国锋不是一个保守的领导人。1975年他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技工作时，就曾感叹“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国务院领导同志听取胡耀邦等同志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的讲话（1975年9月26日）。）1977年初，项南（项南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兼农机局局长。）向他汇报考察美国农业机械化的情况。项南一边汇报，一边放映拍摄的纪录片，华对美国农业生产的发达和农业机械化的先进程度感到惊诧，韩丁一人种1600多亩地、一年生产150万斤粮食的事实尤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项南感慨地说：“华主席，我们总在说要缩小三大差别。实际上，我在美国看到的真实情况是，美国的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比我国小。”他向华国锋建议：“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应该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华“内心有所触动”，对项南说：“我相信你说的情况是真的……”。（胡少安著：《敬畏人民——项南传》（上），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第198～199页。）
前述华国锋在引进问题上的主张，某种程度上已经含有打破自我封闭的意义。在他看来，我国科学技术落后，要很快搞上去，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学习外国好的经验，非常重要。他说：“‘四人帮’闭着眼睛，不学外国技术，那才是真正的爬行。”（华国锋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引进成套设备计划汇报的谈话（1978年3月13日），《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90页。）1977年底至1978年中国派出一些代表团出国出境考察，比较重要的有：林乎加率领的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段云率领的经济贸易考察组考察港澳，李一氓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工作者访问团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华国锋认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要学习外国，就得出去考察了解……出去考察一下，看来很需要，可以解放思想，看看国外有什么好东西，看看资本主义的弱点，联系自己作为借鉴。”（华国锋听取林乎加、段云汇报后的谈话（1978年6月3日），《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118页。）对干部的思想保守现状，华国锋十分感慨：“现在有个问题，高干思想跟不上，怎么办？多出国，多考察……我们是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中国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故乡，也是夜郎自大的故乡。”（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的谈话（1978年7月4日）。）在华国锋、邓小平和高层推动下，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纷纷组团出国考察，1978年掀起中国当代最大的一次出国考察潮。
考察外国反馈回来的信息，给华国锋很大刺激。初步了解外部世界后，中国与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差距凸显。对华国锋来说，改革的动因更可能是来自于中外现状的比较。华认为：“考察了这些国家，对我们有启发。外国企业管理确实有好经验值得借鉴。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确实不适应，非改革不可。”“上层建筑，很多东西要改进。我们出个国，办手续，快者三个月，慢者半年。这样的上层建筑不适应，要大胆改革。”但是国人尤其是干部却存在“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心理，华痛心疾首的是：“这不是个别现象、局部现象，是带普遍性的。这样能加快速度？”华认为“问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落后”，“有个思想束缚”，所以才要“思想再解放一点”。（华主席和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听取谷牧同志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汇报时的重要指示（1978年6月30）。）
从哪些方面进行改革？华国锋当时比较关注的是行政效率、企业管理、分配制度等问题。他主张精简行政和管理人员，对企业干部实行考核，在企业里实行政治挂帅和奖励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华国锋还指出了过分集中的问题，醒“要警惕我们的部片面强调集中统一，各部什么事都想抓在自己手里，都想自己管”，他要求“要发挥两个积极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华国锋当时就主张“要利用价值法则，加快资金周转”。他举例，现在钢材库存1380万吨，正常库存有600多万吨就够了，多了700吨。这反映企业管理有问题，积压了物资、资金。他说：“资本家多积压一个月就不得了，半年就不顾一切往外抛，赔了本是要跳楼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能学，他们的技术、管理方面好的经验可以学，洋为中用嘛！”由此提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计划为主，也要利用价值法则。”（华主席和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听取谷牧同志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汇报时的重要指示（1978年6月30）。）注意价值法则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实际上已经多少显露出后来经济改革的纵深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应该肯定华国锋的主张有某种前瞻性。
说到前瞻性，还有件事情值得一提。1978年6月，赴港澳经济考察组提出一个十分新颖的建议：利用宝安（即今深圳）和珠海毗邻香港和澳门的地域特点，把宝安和珠海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成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华国锋非常关注这个动议，他说：“有些意见我很赞成，有些要进一步探讨。比如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加工订货，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原则定下来，具体问题还要研究，最好搞个文件，经过讨论，发下去执行，首先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把来料加工搞起来。总的意见，参观以后，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看准了，就要抓落实。比如来料加工，不要议论议论、热闹热闹就完了，要切实落实，把它办起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和段云为组长的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工作报告的讨论（1978年6月3日），《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119页。）这实际上是后来建立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最早酝酿，也是对外开放实施“两头在外”战略的最初萌芽。然而，很长时间以来，这个史实几乎无人知晓，几近湮灭。
对外关系不是华国锋熟悉的工作领域，但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在处理对外事务方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和务实风格。特别是他很注意在对外交往中，考察外国的情况和经验，以为中国的借鉴，而不是一味僵化、墨守陈规的领导人。
1977年，华国锋邀请南斯拉夫总统、南共联盟总书记铁托访华。这在当时是一个颇具勇气的决策。自1958年始，中共就一直视南斯拉夫为“现代修正主义”，并且第一个中断了同南共联盟的关系。据时任中联部八局局长的朱良回忆，虽然1975年毛泽东一度称赞铁托，并托来访的南斯拉夫总理比耶迪奇向铁托转致问候，两国紧张的关系有所松动，但是铁托访华涉及是否恢复两党关系的问题。国内有一种意见认为，反对南共联盟“现代修正主义”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不能否定。当时，中联部部长耿飙、副部长李一氓思想比较解放，而“中央领导同志的思想更解放”。笔者猜想，朱良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当指至少包括华国锋。这年8月，铁托来华访问，获得极大成功，两党关系的恢复进入“快车道”。1978年3月，中共高层派出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和乔石为副团长的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出访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访问团回来后向中央报告，否定了过去中国党给南斯拉夫加上的“修正主义”罪状，肯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南共联盟是马列主义政党，并就恢复两党关系的方式和华国锋访南提出建议。6月，中南两党正式恢复关系，南共联盟成为第一个同中共恢复关系的“修正主义党”。
8月，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自1957年以后，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国访问。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华国锋非常感慨。据朱良回忆，华了解到南、罗同中国的同类工厂、企业相比，规模、设备都不如中国，但效率比中国高出很多，企业还挤出一部分产品出口换外汇，而中国的企业权利太小，经营管理有问题。我们关门自己搞，既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又由国家垄断出口，企业产品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去接受外国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裁判。印象最深的，是南斯拉夫的农工联合企业，不仅搞农、牧、畜，而且搞加工，还有自己的销售网点。华要随同访问的赵紫阳（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到四川搞一个、北京搞几个这样的企业。朱良还回忆，华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吸收国外投资和贷款的经验颇有兴趣。看到罗、南对外经济合作完全放开，搞补偿贸易，吸收外国投资，合作经营，生产协作等等，并没有损害国家主权，他当即想到我们吸收外国贷款“似无不可”。华认为，这次访问很大的成果，是开阔了眼界，有助于解放思想，找到了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差距，我们要争取时间赶上去。（朱良：《铁托与华国锋互访——对改革开放带来启迪的外事活动》，《炎黄春秋》2008年第8期。）这种源于经验而不是理论推导的改革意识，比某种“理论”更实在，也更具张力。
从实施大规模引进，主张走出去看西方、开眼界，赞成办出口基地和实施加工订货、来料加工、进料加工以及吸收外国贷款，提出改革上层建筑和管理体制看，应该肯定，华国锋主政时，开放和改革已经提上了日程。同后来的改革开放相比，这时的改革开放当然还是浅层的，不少甚至还在酝酿之中。但改革本来就是一个渐次推进、梯度升级的过程，“其始也简”。因为其浅、其简，就忽略它作为滥觞的意义，恐怕是历史虚无主义。（未结束转下一篇）
（该文摘自《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