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鲁丽玲，女，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研究员。
【正 文】
『问题的提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何时起步的？』
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通常的说法，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也有说，是从1975年邓小平搞整顿就开始了。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是很准确的。的确，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毕竟只搞了几个月就中断了；但如果从1978年算起，则是割断了历史的脉络，形成了一段历史真空，似乎中国一下子就从文革跳到了改革。在我看来，这样描述历史，起码是不严肃的。
近些年来，做改革亲历者口述历史，使我有机会回到历史现场，近距离观察每一个历史事件。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也就是说，没有文革将传统的集权体制推向极致，也就不会有对传统体制进行改革的历史契机。
然而，在从文革走向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是粉碎四人帮。在我看来，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意义，绝不仅仅是把这几个人抓了起来，它是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不粉碎四人帮，就不可能结束文革；不结束文革，就不会出现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局面，进而也就不会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应该是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开始的。下面，我们以华国锋主政时期的三次中央工作会议为线索，来映证这一判断。
『一、1977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初始动力』
1977年3月，召开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和决定国民经济发展的近期规划和目标。根据华国锋提出的“走向大治”的方针，李先念指出，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大胆引进一些新技术和新设备，进口一些我们短缺的原材料。根据这一要求，7月17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个为期8年的新技术和成套设备引进项目规划。11月，在华国锋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提纲》，明确把扩大引进确定为实现未来23年规划的主要措施之一。
为了落实引进规划，国家计委提出，“认真组织好出国考察工作”。一开始，主要是技术人员出国谈引进项目；进而，华国锋要求，要派更多的干部出去看看，其目的不只是落实引进项目，而是要让领导干部们“开阔思想”，借鉴国外好的东西。因此，1978年，是中央领导人出国考察的高峰，这一年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0次出访，考察了51个国家。
这次出国考察热潮，对中央决策层带来了极大地震撼。令出访者没有预料的是，在中国封闭了近30年中，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拉大，由此使中央决策层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强化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决心，这一思想在1978年7-9月的国务院务虚会上形成了基本共识。同时，确立了对外开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国策。
『二、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一次思想解放的大会』
今天，我们之所以高度评价1978年底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大家能够充分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党的领导人能够主动承担责任，并及时修正错误。这一切，应该归功于华国锋的民主作风。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出现了几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翻历史旧账：会议开始不久，许多老同志就提出了历史上的冤假错案问题。会议进行期间，华国锋就明确表态，支持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实际上，平反冤假错案的意义，绝不仅仅是解决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政治待遇问题，而是彻底颠倒了党的历史上的政治是非，这为日后全面否定文革、承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奠定了基础。
点名批评中央领导人：现在来看，当时受到批评的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并没有大的原则错误；即使有，也是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我认为，这些人之所以受到批评，实际上是代人受过。因为很多与会者的政治待遇和职务在当时还没有解决，大家心里的气憋了整整10年，人们不能批评毛、也不敢批评毛，只好拿这几个人出气。从这一点来看，这些受到批评和指责的中央领导同志是顾全大局的，是有胸怀的。历史应该记住他们。
确立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停止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华国锋生前明确讲过，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是他本人提出来的。我相信，这是真实的。但还需要进一步考证，华国锋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下讲的？这对我们重新认识历史转折时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1979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给予广东、福建特殊政策』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主题是经济调整问题。但就在这次会议上，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指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同时，福建省负责人也向中央提出了类似的设想。在听取汇报时，华国锋明确表态：“要放给权，明确提出来。”“广东可以搞一个新的体制，实验进行大的改革。”在华国锋的主持下，中央工作会议认真研究了广东省和福建省的意见，同意对两省给予特殊政策。
会后，中央正式发文，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这一决策，为后来创办经济特区奠定了重要基础。
除了上述三次中央工作会议外，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中央向地方放权，国家向企业放权，知青返城带来的就业市场化，民营经济的复苏，农村包产到户等改革举措，都是在华国锋主政时期进行的。其中，有些得到了中央的大力支持，有些得到了中央的默许，允许各地探索。因此，可以这样讲，华国锋主政时期推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基石。
最后，我想说的是，凡是经历了文革和改革这两个历史阶段的人，都会深切地感受到其间的天壤之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这样一艘巨大的航船要调转船头，弯子转急了，是要翻船的！后来的实践证明，在从文革走向改革的历史转折时期，华国锋领导的中央政治局集体是具有政治智慧的，使中国得以平稳地、成功地渡过了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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