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黄一兵，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正 文】
1977年3月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各省区市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讨论并通过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过去普遍认为，这次会议为全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拨乱反正，为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设置了障碍。客观地说，这次会议虽然在总的指导思想上坚持并贯彻了“两个凡是”，但是，会议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走向大治”的基本方针；重新肯定了1975年全面整顿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正式宣布恢复并接续1975年全面整顿时期的措施和做法；对当时一些引起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给予明确回答。实际上，1977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中召开的，会议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特别是一些与会者在讨论中提出的新观点和新主张，对后来形势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提出和否定』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社会发展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个历史阶段作了这样的界定：形成了“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所谓“徘徊中前进”是指“党的工作”状况，但它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影响，形成了一段具有过渡性质的发展时期。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囿于“两个凡是”的束缚，中国社会还难以“根据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和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3年12月27日）确立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第二，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社会的整体形势没有倒退，在局部领域还有所前进。1977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召开的，具有“徘徊中前进”的显著特点。
1977年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和决定国民经济发展的近期规划和目标，而对这个议题展开讨论必然要涉及怎样认识和把握当前经济形势问题。客观地分析当时的经济形势，可以鲜明地看到主要受到两种相互交织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一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障碍经过“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二是粉碎“四人帮”后国民经济较为快速的恢复性增长。尽管对后一种因素，当时可能感受更直接一些，但是从1977年中央工作会议前后情况看，中央对这两种情况都有所认识。还在1976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就代表党中央提出了“1977年应是走向大治的一年”。普遍认为，“大治”目标的提出与“一个新的跃进形势”的形成是直接相关的。但实际情况是，在1977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后，中央对如何“走向大治”的战略思考经历了一段发展过程，曾有过对国民经济进行实事求是/调整”，然后在新的基础上发展的设想。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重新提出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口号，强调“打倒了‘四人帮’，我们要以极大的努力，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打好关键十年这一仗，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重新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很重要，它表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总方向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在1976年底、1977年初重新提出上述奋斗目标的时候，实际上是作为一个长期发展目标提出来的，按照当时的设想，它是一个至少需要十年基础性建设的发展目标。而对于实现这个奋斗目标的开局之年的1977年，中央有关部门明确提出，国民经济要经历一个调整时期，以便为后来的发展打下基础。1977年初，国家计划委员会在酝酿制定《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时就提出：“一九七七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做好这一年的工作，使国民经济扎扎实实地前进一步，就可以为第五个五年计划后三年大发展做好准备。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当前国民经济中的一些比例关系不很协调。有些问题，需要在调整长远规划时研究解决。有些问题，在一九七七年计划中，就要认真着手解决。”（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为此，针对当时国民经济发展中突出的农业和轻工业不适应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问题；工业生产中燃料、动力和原料短缺问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过长问题，国家计委提出了一条先调整稳住阵脚再前进发展的方案，并着手对197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做出调整。应该说，国家计委的这个方案是较为冷静和客观的，它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国民经济发展中实际存在的困难和制约发展的种种因素。
对于国家计委提出的在调整的基础上发展国民经济的设想，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在最初的讨论和听取意见的过程中，尽管也强调要多看有利形势，但对于把“调整”作为国民经济的“主旋律”都表达了理解甚至认同的态度。华国锋在听取国家计委的汇报中指出：研究国民经济计划，从现在看，困难大一些。报告中反映的情况很清楚了。今年基本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除了已经达成的协议外，都要压缩。这样会给安排上带来一些困难，但如果建成了项目没有煤、没有电，还不是停在那里？要压缩科室人员、非生产人员，压缩的决心可以再大一些。工业如此，农业也如此。即将召开的计划会议既要鼓劲，也要留有余地。（华国锋在讨论《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过程中的讲话(1977年2月15日)）李先念在听取意见的过程中也强调：不要完全根据生产指标算财政，你增长多少，我增长多少，把亏损扭转过来就是大数字（李先念在讨论5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6过程中的讲话(1977年2月15日)）。
从1976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始，中央在国家发展规划上作了一些规模宏大的部署，这些部署主要是一些中长期规划和部署。但是从1977年初的情况看，中央对于国家短近期发展目标，开始有了更加实际和更加符合国家发展状况的考虑。
然而，就在讨论《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的过程中，1977年第一季度国民经济形势有了很大好转。根据国务院有关部门统计，从3月份开始，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商品购销、财政收入全面上升，并且相继超过了历史同期最好水平（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1977年7月30日)）。这种情况的出现，影响了正在讨论中的对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在对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修改稿的讨论中，有同志提出：可以回想一下，1974年“批林批孔”，“四人帮”捣乱，生产下降，1975年3月抓起，形势很快好转。那时“四人帮”还在，现在“四人帮”揪出来了，形势不同了，可以想象比1975年会好得更快一些。许多同志甚至很乐观地认为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
在这样的氛围中，在讨论国民经济是否需要先调整再发展时，更多的人主张在这个问题上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在新的形势下，不单独提出调整任务比较适宜，这样有利于鼓足干劲继续前进。因此，华国锋在讨论《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最终修订稿的总结讲话中指出：今年有调整的意思在里面。但考虑来考虑去，没有提调整，今年经过努力，要前进一步，而且为今后三年更好地完成五年计划打基础。一说调整，好像五年计划又要调整了。还要积极一点。在指导思想上，首先要看到目前存在的困难。不看到，采取不承认主义不对。要看到困难，但也不要把困难看得过重了。（华国锋在讨论5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6过程中的讲话(1977年3月1日)）
讨论《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的最终结果是“调整”的设想被放弃了，而“积极前进”的方案得以确立。由于《关于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是1977年中央工作会议准备讨论通过的主要文件，因此，会议在规划“大治之年”的基本方略时，“积极前进”成了主基调。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代表党中央所作的主题讲话中专门谈到了“当前社会主义最有利条件”的问题。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蕴藏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被压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了发挥，这是我们搞好经济建设和其他社会主义事业的最主要、最根本的有利条件。这个有利条件越往后越能显示出它的巨大威力。（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3月14日)）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华国锋系统阐述了“走向大治”的方略，着重谈了“八个一定要”，即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把他们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定要把我们的党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整顿建设好；一定要把我们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好；一定要落实毛主席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一定要坚持毛主席指引的方向，继续开展教育、文艺和科技革命，坚持贯彻“双百”方针；一定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一定要发扬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一定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这“八个一定要”在后来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上被概括为“我们党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抓纲治国的八项任务”，成为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准则。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将这次会议有关“八个一定要”思想的阐述与党的十一大有关“八项任务”的阐述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中央工作会议在强调“积极前进”指导方针的同时，依然关注了对“前进基础”和“现实状况”的认识和把握。中央工作会议在阐述应当怎样估计当前经济上遇到的困难以及怎样对待这些困难的时候指出：“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确实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困难，这些困难所造成的后果，已经逐渐暴露出来，应当向群众说清楚，克服困难，要有一个过程。我们要尽一切努力缩短这个过程。会议上，李先念在谈到加快经济发展时，特别强调了国民经济发展中各有关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关于农业问题，在肯定农业生产成绩的同时，他指出“我国的粮食生产还是低水平的”；关于市场问题，他强调了“现在有些地方，忽视了多种经营，忽视了经济作物，这个问题值得注意”；关于外贸问题，他强调“要把生意做活”，尤其需要加强香港、澳门地区贸易。在谈到如何发挥中央和地方两种积极性的时候，他说，在总结过去教训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一定不能再搞“条条专政”，要坚持适当放宽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决不能走回头路，等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表明，在缺乏对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正确总结的情况下，一味强调“积极前进”的方针，容易导致具体工作中脱离实际追求高速度、高指标情况的出现。1977年中央工作会议以后的形势发展也再次证明这一点。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从这个时期中央对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讨论和决策过程来看，最终出现了“一个新的跃进形势”是多种因素参与形成的结果，也是逐步发展而形成的一个结果。（未完转下一篇）
（该文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