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 论』
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央工作会议用“两个凡是”阻碍邓小平复出工作。对于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看。正如前文所述，到1977年初，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中央工作会议更是对邓小平出来工作作出了明确安排。很明显，当时的情况表明，恢复邓小平工作是作为实际工作层面上的问题解决的，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两个凡是”思想的影响，但是，主要不是阻碍的问题，而是在思想上对邓小平进行所谓“帮助教育”的问题，从而达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发挥邓小平的长处，对党的事业有利”的目的。但是，在执行/两个凡是”，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问题上，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坚定地选择了后者，这就使所谓的“障碍”问题凸现出来了。
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刚刚对邓小平出来工作作出明确安排后不到一个月，4月1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指出：“我感谢中央弄清了我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我个人的工作，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就在这封信中，邓小平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他希望，/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将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4月14日，邓小平再次致信华国锋、叶剑英，说明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这封信的有关情况。同日，华国锋在信上批示：“信及附件印发中央政治局同志，经研究后确定印发的范围。”（《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7页）5月3日，中共中央以第15号文件的形式将邓小平4月1日的信和1976年1月1日的信在党内印发。
邓小平在4月10日的信中提出了一个对后来形势产生重大影响的命题，这就是：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的问题。在这个时候，这一命题的提出是有强烈针对性的，按照邓小平自己的说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矛头直指“两个凡是”。
还在“两个凡是”刚刚在报纸上出现的时候，1977年2月，邓小平就在同前来看望的王震谈话中，对“两个凡是”的提法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55页）。
4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副主任李鑫到邓小平家中，通报中共中央印发邓小平4月1日和1976年1月1日两封信的有关情况。在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向他们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57页）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和邓力群谈话时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邓小平说，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我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59-160页）
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峻局面，邓小平在千头万绪中抓住了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问题，这就是思想路线，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推动形势继续向前发展。
在邓小平等人的大力倡导下，党内的思想解放力量开始迅速聚集。从十届三中全会到十一大，一些新的思想倾向就开始表现出来，尽管还不是主流，但思想路线是健康和正确的，这为随后新一轮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形成乃至改革开放事业的启动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
（该文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