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韩 钢，男，1958年生，湖南古丈县人。1982年毕业于湘潭大学历史系，198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马列研究所。1985年9月至2001年6月，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供职。2001年6月至2008年6月，在中共中央党校从教。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历史、中国当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学术团体任职有: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东方历史学会理事。
【正 文】
『“文革”终结的最大意义，就是昭示极“左”意识形态和集权政治制度的彻底失败』
我们即将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直面旧体制弊端和十年“文革”的教训，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坚定改革信念，将这一伟业坚定推进下去，成为国民思考的重要内容。
鉴往方能知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而从历史的演进来看，粉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则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政治前提，开启了中国当代史上最重要的历史转折。今年8月20日去世的华国锋一生最辉煌的功绩，亦是参与领导了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四个群体 三种力量』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面对的是一个相当严峻而又扑朔迷离的局面。毛的逝世，使得中国出现最高权力核心的真空。十年“文革”导致经济和社会生活崩坏，已成强弩之末；国人心理五味杂陈：厌倦、愤懑、忧虑、焦灼、茫然、希望，关切毛后的中国走向。在中央高层，则酝酿着尖锐的政治较量。
1975年，随着邓小平全面整顿的展开，中国高层大致分化为四个群体、三种力量。
第一个群体以邓小平为代表，大都是“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走资派”，“九一三”事件后重新出山，对“文革”极“左”政策和“四人帮”十分抵触。胡耀邦、张爱萍、万里、李昌、周荣鑫都是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成了邓小平整顿工作中的骨干。
第二个群体是叶剑英、李先念、许世友、韦国清、苏振华，他们在“文革”中受到一定冲击，但未被打倒；“批邓”后虽官居原职，但同“四人帮”有很深的矛盾，对“文革”政策也有抵触，政治倾向上与第一个群体相当一致。
第三个群体以华国锋为代表，包括吴德、纪登奎、陈锡联、陈永贵，“文革”初未受冲击或者受轻微冲击，官居原职甚至官升高职，参与了邓小平领导的整顿，但对“文革”极“左”政策并不抵触；同“四人帮”有矛盾，但也没有多少锋芒。
第四个群体是以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帮派力量。
四个群体归为三种力量：第一个群体和第二个群体是一种，其他两个群体各是一种；只有汪东兴例外，他既同“四人帮”有较深矛盾，又极力维护毛泽东的“文革”路线。
“批邓”以后，第一个群体再次受到打压，被逐出政坛；第二个群体也被冷落，至少在表面上处于高层权力的边缘。剩下的两个群体，关系逐渐紧张。1976年1月，周恩来病逝后，毛泽东重新考虑主持中央工作的人选，结果选定华国锋作国务院代总理，这令张春桥等人非常不满。时隔两月，毛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执掌党政大权的华自然成为“四人帮”盯住的目标。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步步紧逼，争权挑衅，形势更加紧张。解决“四人帮”问题刻不容缓。
『非常时期 非常行动』
解决“四人帮”问题，还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党内已有酝酿。最早是元老之间的个别议论。“批邓”以后，叶剑英虽然被迫“养病”赋闲，但仍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要职，成为酝酿的中枢。此外，汪东兴和李鑫（康生秘书、时任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之一）也有过私下意见交换。
这些酝酿，为解决“四人帮”问题提供了条件。但是，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的，还是华国锋。很长时间里，这个关键的历史细节未被重视。
据李先念、吴德回忆，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回忆是10日），华去李先念家简短交谈，说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华请李代表他去见叶剑英，征求叶剑英的意见，看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同一天，华国锋还找汪东兴谈此事，汪的态度非常明确，坚决支持华的意见。
9月14日（华国锋、吴德回忆是13日），李先念去北京西山军委办公地，看望叶剑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请他考虑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方式。随即，华、叶多次单独商谈。16日，华国锋在国务院会议室开会，同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一说还有陈永贵）商议此事。据吴德回忆，华国锋后来告诉他，华还同苏振华沟通过此事；吴德本人则同倪志福打了招呼。只有吴桂贤被认为同“四人帮”有牵连，事先未曾与闻。
这个过程表明，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上，第一种力量和第二种力量，还有汪东兴，迅速达成了一致。这时，华下定了解决“四人帮”的决心。
9月21日，叶剑英到华国锋住处，商量解决“四人帮”的方式，讨论了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26日，华国锋约李先念、吴德在国务院小礼堂谈话，商量解决“四人帮”的办法。起初，吴德倾向于用开会投票的办法解决。然而，在分析了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后，三人感觉在政治局投票解决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没有把握，因为1973年召开的中共十大上，“四人帮”把不少“造反派”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召开中央全会会有风险。
当时的政治局成员尚有20人，李德生在沈阳，许世友、韦国清在广州，赛福鼎在新疆；在京成员，除刘伯承病重，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陈永贵、纪登奎、苏振华、倪志福都赞成或基本赞成解决“四人帮”问题，占了在京成员的近三分之二，成为绝对多数。中央委员会的构成则比较复杂，真要通过全会解决，结果殊难预料。这次谈话，最后敲定采取隔离审查即逮捕的办法。
9月29日，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庆节活动问题。江青大闹会议，要求将毛泽东的联络员、其侄毛远新留在北京。华国锋否定了江青的意见，坚持让毛远新回辽宁。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多数政治局成员支持华。江青等人继续闹会，气氛剑拔弩张，以至会议延迟到次日凌晨才结束。江青意图未能得逞，但华感到，对方已经迫不及待，他随即加紧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步伐。
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具体方案，是华国锋同汪东兴和吴德商定的。据吴德回忆，当时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由李鑫负责；一个负责逮捕“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10月2日、3日、4日，华、汪、吴之间多次就实施细节商议。10月4日下午，最后确定：6日晚上，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选》第五卷编辑出版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会，然后对其隔离审查；同时对江青、毛远新以及“四人帮”亲信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实施隔离审查；控制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红旗杂志社。
10月6日晚8点，在华国锋、叶剑英主持下，汪东兴具体指挥，中央警卫部队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予以逮捕，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吴德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逮捕了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华责成中联部部长耿飙率北京卫戍区部队，控制了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红旗杂志社等新闻单位。整个过程迅速果断，干净漂亮。
当晚10点多钟，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议，决定华国锋为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短短几个小时，华国锋就掌控了高层的政治局面。
『结束“文革” 开启转折』
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叶剑英以其德高望重的地位和当时的合法身份（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与华国锋一起运筹帷幄，堪称中流砥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等也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就具体组织和实施而言，华国锋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华不仅具有当时最高的合法身份（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而且从正式提出动议到分别同政治局成员沟通，从商议方案到具体实施，是所有环节的主导者。
毛泽东逝世后，性格温厚、谨慎的华国锋采取如此果断的措施，逮捕毛的遗孀和毛在“文革”中倚重的几个人物，其勇气、魄力和智慧迄今令人惊异。华国锋因坚持“两个凡是”而被批评，但仅就粉碎“四人帮”而言，华国锋恰恰没有“凡是”。
1975年，毛泽东曾批评“四人帮”，说过要“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还说“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毛说的“解决”，当然绝不是后来华国锋等人采取的强力措施。相反，毛认为江青等人“问题不大”，而且话里有话：“不要小题大做。”
华国锋此举，突破了毛的告诫，是对毛的“不是”。正是这个突破，成功化解了毛泽东逝世后中国面临的政治危机，平稳地填补了毛逝世后最高权力核心的真空，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巨大社会震荡。
事后看来，粉碎“四人帮”具有广泛的党内基础和社会基础。“九一三”事件以后，被打倒或受冲击的党内元老们已经有较多的反思，许多老干部也对“文革”产生了怀疑和不满，许多普通党员、干部和广大国民对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心生厌倦。1975年的邓小平整顿一度给人们带来希望，但不久以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得人们希望破灭，对“四人帮”更加痛恨。
这些怀疑、不满、厌倦、痛恨的情绪，终于酿成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这场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抗议“四人帮”的运动，是“文革”结束前党内外不满情绪的总爆发。虽然它遭到强行镇压，但是表明“文革”的极“左”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也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民意基础。
粉碎“四人帮”，国内局势柳暗花明，国民再次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从大悲转向大喜，因而得到党内外的广泛拥护和赞誉。一个最好的例证是，隔离审查“四人帮”的文件还在内部传达之时，消息早已不胫而走，第一个自发举行民众集会和游行的城市，竟是“四人帮”控制经营多年、甚至掌握了一定武装力量的上海。
各地民众欢庆“胜利的十月”，欢呼“第二次解放”。空前盛况连华国锋和高层也有些始料不及，华当时感慨道：有些我们预料到的，有些比我们预料到的还要好；还说，上海的情况比我们预料的好得多。它说明，一个真正反映和顺应民意的决策和行动，将会产生多么巨大的社会能量。
粉碎“四人帮”，终结了绵延十年、祸及亿众的“文化大革命”。那场政治专制、经济崩溃、文化凋敝、社会动荡、国民精神压抑和心理恐惧的浩劫，因此成为历史。无论当时的人们如何认识，“文革”终结的最大意义，就是昭示极“左”意识形态和集权政治制度的彻底失败。
可以设想，如果极“左”政治势力“四人帮”及其追随者仍盘踞政治舞台，“文革”的结束是无法想象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更将变得遥遥无期。仅此一笔，华国锋对当代中国的贡献即可无可争议地载入史册。■
（该文摘自《财经》杂志2008年第18期 总第2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