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翻阅了于光远老先生晚年写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一书。书中详细介绍、评说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他饶有兴致地写了这样一段话：“这个会的简报工作做得很好。一是快，各组的人第二天就可以看到前一天其他组的发言。二是详细，有用的话很少被删去。三是比较准确，我看到简报上反映我说的话，没有发现记得不对的地方，会上我也没有听到对这次会议的简报工作有什么不满的意见。在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谁都知道说套话没有意义，因此简报很有看头，仔细地读简报成为一个必需的工作。这个会议的简报起了很好的作用，使得各组之间及时地进行交流和讨论。许多讨论是在组际进行的。”这是与会者对辛勤劳动忙碌的工作人员的一些宽慰。于老的文章把我远去的记忆又拉了回来，也想就我这两次会议所知所见，简要一说。
『记录简报 沟通信息 促进交流』
这一次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办公厅安排的工作班子，责成我和中办秘书局副局长王愈明及任子超、王志明为记录简报组组长和副组长。记录简报组成员，从中央办公厅所属各单位选调。这次选调记录、值班、应急人员共二十余人。
简报组成立后，组长、副组长和组内有关人员一起研究，以记录简报组的名义，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一报告，把一些与简报有关的重大问题明确，以免发生不该发生的情况。如1970 年8 月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陈伯达在华北组宣讲由他编选经林彪审订的《论天才》的材料，授意华北组编写了《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即后来被毛泽东主席称之为反革命的全会“六号简报”事件；又如1977 年3 月10 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陈云同志的发言稿没被刊登在那次会议的简报上，致使陈云同志很不满意。
报告建议，这次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凡列入会议名单的负责同志，会议期间在小组会议上发言的，本人愿意登录简报，并经本人签名和会议召集人签名的，均可刊登。遇有个别疑难的需要高层领导商处的简报，应由记录简报组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审定。
报告提出，记录简报要迅速、准确、保密。一般第一天的简报应在第二天印发给到会同志。简报的表述，要忠于发言人意愿。简报稿整理完成后，要送当事人和会议召集人审阅签字，始能印发。简报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得向会外散布。
1978 年11 月10 日到12 月15 日，一共36 天，中共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有以下四类负责人：中央党政军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共219 人，其中有几人因病请假未到会。
这次会议期间，与会者一律称“同志”，不称官衔；一改过去的做法，党和国家领导人进入会场时，与会者只鼓掌，不起立。这两条规定，一下子拉近了领导和群众的距离，看似小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党风建设的大问题。
整个会议期间，共开了四次全体会议，其余时间是分成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组进行讨论，每个大组都编发讨论简报，刊登会议代表的讨论发言情况，供与会代表参阅。
具体分组和召集人情况
分组 代表人数 召集人
东北组 33 王恩茂、任仲夷、唐克、杨勇
华北组 34 林乎加、刘子厚、罗青长、秦基伟
西北组 35 汪锋、霍士廉、胡耀邦、肖华
华东组 37 彭冲、万里、白如冰、聂凤智
中南组 34 段君毅、毛致用、黄华、杨得志
西南组 33 赵紫阳、安平生、张平化、梁必业
记录简报组为每个大组配备两名记录简报人员。所有的发言都在小组会内进行，除很少的几次大会外，一般的出席者再没有其他会议活动，分组会一般上、下午都开，星期天不休息。会议明确提出让大家敞开讲话，由于讨论热烈，小组会常常一开就是好几个小时。会议秘书组担心一些老同志身体吃不消，发出通知：“医生们意见，小组会时间较长，且参加会议的多是年纪大的同志，建议在会议中间休息十几分钟。”秘书组还通知，为了保密，秘书、服务员不得在会场内停留。
每组的记录简报人员，大多分工合作，一人参加会议记录，一人整理当天的简报。由于发言的人多，谈的事详实具体，加之要对有的发言者详细订正，所以很费时间，整理简报经常要搞到深夜，非常辛苦，好在每天都有夜餐供应。整个工作会议共出简报425期。简报组成员胡丹回忆，华国锋当时让大家敞开讲话，简报该登就登，最长一份简报长达42 页，400 多份简报，放在地上有一米多高。
『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于1978 年11 月10 日由华国锋主持开幕式。他宣布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讨论1979 年和1980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接着华国锋提出，根据邓小平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会议先用两到三天时间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从1979 年1 月起，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与会同志纷纷表示，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代表了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和根本利益的重大战略决策。对此，大家进行了认真讨论。
讨论中许多与会同志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最好由中央先解决“文革”中和“文革”前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当时许多重大是非问题没有理清，成千上万冤假错案没有平反，“两个凡是”还压在人们头上，与会者怎样心平气顺地讨论重点转移和经济工作。
会议进入小组讨论的第二天，也就是11 月12 日，陈云同志在东北组作了可以说是这个会上所有发言中最为重要的发言，这就是已经收入《陈云文选》的《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他列举了六大问题：如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关于彭德怀骨灰安放，要为陶铸、王鹤寿平反，“文革”期间成立的中央专案组应该结束，关于康生的严重错误等。这些都是“文革”中或“文革”前遗留下来的重大历史问题，是当时最为敏感、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这个发言捅破了窗户纸，被简报全文刊出后，立即在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起到了扭转会议方向的关键性作用。
陈云同志发言后第二天，各组纷纷对其讲话作出强烈回应。许多老同志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倾泄而出，大家憋了十几年的话，一吐为快。
谭震林同志说：罗瑞卿出国前到我那里，谈了一个小时，流了泪，说中办、国办要整顿，中央专案组一、二、三办要撤销，否则是定时炸弹。说到党史问题，罗说陈云、聂帅写了第二次国内战争的材料，大革命时期知道多一点的只有叶帅、小平和聂帅了，要抓紧写。有人提出搞“两个凡是”，就想篡改党史，搞“四人帮”那一套。谭震林继续说：一个领导人，如果人家讲了不同意他的话就叫反他，那还有什么集中制。我建议把党的民主集中制，把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耿飚同志说：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人总要暴露，有的中央领导不敢出门，一出门就警卫森严。胡乔木建议“少宣传个人，不搞新的个人崇拜”，并建议华国锋同志说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胡耀邦说：我赞成把“文革”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的作风，关系到维护毛主席的旗帜。徐向前说：我衷心拥护党中央为适时处理一些重大问题所采取的步骤，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等等冤案、假案、错案，都作出平反和纠正。这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优良传统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徐向前继续说：现在党内外心有余悸的状况仍然存在，应该广开言路，让人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万里说：陈云同志提出的六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心里不舒服。聂荣臻说：关于案件问题，陈云同志在这次会上首先提出来，我很同意。这类问题涉及面相当大，各省市都有一些，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等。陈云紧接着插话：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王首道发言说：只有把遗留的问题解决好，才能真正达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康克清说：我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萧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陈丕显提出上海“一月风暴”问题要解决。
与会同志还提出，邓小平1975 年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是完全正确的，中央应给予充分肯定，正式为所谓“右倾翻案风”的问题平反。此外，许多同志还对康生、谢富治在“文革”期间的罪行进行了揭发批判。
邓小平外事谈话的精神迅速在会内发挥作用。27日晚7 时到11 时半，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召集人彭冲、王恩茂、秦基伟、段君毅、汪锋、安平生的汇报。在这次汇报中，大家提出邓小平26 日同佐佐木良作谈话的19 条可否向干部传达？邓小平表态：“那个谈话的概括基本正确。”华国锋表示：“小平同志和日本民社党佐佐木良作那个谈话可以传达。”于是，常委听汇报会上的讲话迅速传达到各组，邓小平同佐佐木良作的谈话要点，会议秘书组也在28 日印发给会议出席者。
与会代表王刚同志发言说：他们编的《邓小平手迹选》收录了1977 年4 月10 日邓小平同志写给中央的一封重要的信。1977 年2 月7 日，“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违背了党的思想路线，阻碍了拨乱反正。当时，邓小平同志还没有恢复工作，他敏锐洞察到“两个凡是”不利于党和国家事业向前发展，以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精神，率先站出来反对“两个凡是”。邓小平在信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高举和捍卫这面光辉伟大的旗帜，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他还建议：“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将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邓小平同志的信在党内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认同，对拨乱反正、恢复党的思想路线、开创改革开放新时期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会内会外联动。会上在讨论，会场外也在行动。11 月14 日下午，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市委第三书记贾庭三讲着讲着离开了讲稿，从桌边拿起一张纸，念了一段话：“1976 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11 月15 日，新华社通过电波向全国发布了重要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同样在11 月15 日，《人民日报》发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紧跟着，南京群众纪念周恩来而引发的“南京事件”也宣布平反；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宣布平反，社会上感到一种“解冻”的气氛。在与会同志的强烈要求下，中央政治局研究了大家的意见。11 月25 日下午，华国锋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大布9 条决定：1. 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他代表中央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公开彻底平反”；2.“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撤销有关的全部中央文件；3. 为“二月逆流”平反；4. 为薄一波等61 人平反；5. 彭德怀的骨灰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6. 为陶铸平反；7. 为杨尚昆平反；8. 对康生、谢富治进行揭发批判；9“. 文革”中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由各地实事求是妥善处理。
于光远认为，华国锋的态度值得肯定。他说，华国锋“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回避，态度诚恳”。代表们还从这一讲话中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气氛，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的民主气氛，大家为华国锋的讲话热烈鼓掌。 （未完转一下篇）
（该文摘自《世纪》杂志2015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