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会议胜利闭幕大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接着召开』
邓小平讲话成三中全会主题报告。12 月13 日，邓小平同志在闭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文选》收入这篇讲话时注释：“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个讲话今天读来仍振聋发聩。
讲话第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第二个问题是“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他特别强调：“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讲话中真正付诸实施的是关于经济的部分。邓小平认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有计划地大胆下放”。
华国锋同志主动承担“两个凡是”的责任。12 月13 日，华国锋同志在闭幕式上的讲话中说：关于“两个凡是”的问题，我在去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专门讲了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需要特别注意坚持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的问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讲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这是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当时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在这之前，2 月7 日中央两报一刊还发表过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文章的主题，主要是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认真学好有关文件，掌握思想武器，深入揭批“四人帮”。但在我的上述思想指导下，这篇社论也讲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以上两处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不尽相同，却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的批评。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华国锋说，我想先简单地讲一些有关情况。今年5 月11 日《光明日报》发表、5 月12 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由于我当时刚访问朝鲜回来，有许多事情急待处理，没有顾上看。六七月间，中央常委几位同志先后给我谈过他们听到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情况。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对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议论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研究。后来，报纸上登这方面的文章多了，国内外反应也多了。叶帅考虑到国务院务虚会议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由于我想常委都在家时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因小平等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个会没有来得及开。
此外，华国锋还讲了一个集体领导的问题。他说，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希望文艺作品多创作歌颂党、歌颂老一辈革命家与工农兵英雄事迹，不要宣传我个人。
对于华国锋的这一讲话，叶剑英在同一天闭幕会讲话中说：“所谓民主作风，也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华国锋同志作为我们党的主席、党的领袖，就‘两个凡是’问题，在这次会上，主动承担责任，话讲得那样坦率，那样诚恳，使我们非常感动。在这方面，华国锋同志给我们大家做出了榜样。”他还讲到华国锋关于提党中央，不要称华主席、党中央，提华主席不要提英明领袖，可以称同志的意见，说：“华国锋这个意见非常重要，这不是因为他在这里表现了他作为一个领导人的谦虚和美德（领导人一定要有这种谦虚的美德），而是因为他提出的看法充分表示了我们党的生活已经恢复了应有的正常状态。”“这次会议的民主精神是我们党很多年来没有过的。”
华国锋的讲话对与会者进一步解放思想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小组讨论中，许多人联系“文革”中“帽子满天飞”、动辄上纲上线、置人于死地的情况，深有感触地说：像这次会议这样充分发扬民主，大家敢讲真话，讲心里话，讲实话，特别是对中央领导同志可以议论，可以批评，这种风气是多年来我们党所没有的。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胡乔木在发言中说：华国锋同志在闭幕会上讲话时说到对他个人的提法问题，这在党的生活中看起来是件小事，实际上是件很大的事，涉及的不单是个形式问题，而是党的生活的准则和秩序问题。毛主席在解放初期说过，如果要提个人，一定要把个人放在党组织之后，个人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党。就是说，要讲党中央、毛主席，不能把这次序颠倒过来。就我记忆所及，文化大革命前似乎一直是这样做的。后来变了，在一段时间里，甚至不存在党中央，至少不存在党中央政治局，只有毛主席。不能老说都是“四人帮”搞的。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只休整准备了三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12 月18 日至22 日在京西宾馆召开了。参加三中全会的代表共281 人，绝大多数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也有几位准备增补为中央委员的同志列席。大会同样分为六个组，会议期间每天照出简报。
由于中央工作会议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政治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得非常顺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出席了会议。华国锋同志主持了这次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全会讨论了人事变动和机构设置。有些与会者对几位政治局委员提了不少批评性意见，提出他们现在担负的工作是否合适，有人甚至直接提议免除其职务。但邓小平同志不同意，他几次在中央常委跟各组召集人谈话的时候，都说到了一个原则，叫“只进不出”或“只上不下”。邓小平的考虑是：第一，要给海外一个中共高层是稳定的、团结的形象。第二，考虑到当时中国需要大规模引进外资，不能影响中国的加快经济建设工作。
经过与会同志反复考虑，最后一致同意增选政治局成员4 人：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增补中央委员9人：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按《党章》规定，中央委员必须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所以全会特别声明将来要提请十二大追认此次增补手续。全会选举陈云同志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同志为第二书记，胡耀邦同志为第三书记，黄克诚同志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同志为副书记，并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委员。
全会认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两个会议的整个过程中，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全会决定，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 年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讨论和原则同意1979 年、1980 年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建议国务院在修改后提交明年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会议认为，这个计划安排是积极可行的，会议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子很快，1978 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会议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
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些年来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目前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会议认真地讨论了“文革”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革”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认为，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变，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向前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努力，是非常必要的。
会议指出：1975 年，邓小平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四人帮”硬把1975 年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会议指出：1976 年4 月5 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结束以后，这个任务还要坚决抓紧完成。会议一致认为，采取这些步骤，正是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表现，正是高举毛主席旗帜的表现。
会议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华国锋同志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他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的提议，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会议指出，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该坚决纠正。
全会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
（该文摘自《世纪》杂志2015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