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了解决“文革”后期大中城市禽蛋和禽肉的短缺问题，1975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业的通知》，要求：“大中城市和工矿林区，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搞好副食品生产，改善供应。城市郊区过小的，可由省、自治区指定几个县作为基地。近郊区农业生产要以种菜为主，远郊区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副食品生产，不断提高自给水平。大城市要尽快兴办一些机械化、半机械化养猪场、养禽场和奶牛场。所需的资金、物资要列入国家计划。”并且指出：“要大搞饲料生产，把饲料生产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解决精饲料，最根本的是把粮食生产搞好。在粮食分配上，对征购粮、口粮、种子、饲料、储备粮等，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绝对不可以购过头粮。猪的饲料粮，要专粮专用，不准挪用。集体养猪，必须有相应的饲料基地。”
当时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十分关心这一事情。他多次强调要求在大、中城市、工矿区建设一批机械化养猪场、养鸡场、养牛场，以逐步解决城市和工矿区对畜、禽产品的需要，并同意拨出五亿斤粮食专门用于解决城郊机械化养猪、养鸡的饲料问题。
在中央的政策支持下，从1975年起，一些大城市在郊区开始发展工业化养鸡、养猪。1975年，北京成立了机械化养鸡指挥部，派人到国外参观考察，回来后，于9月份自行设计建起了中国第一个国营大型机械化、现代化的蛋鸡场--红星养鸡场，设计规模是饲养31万只鸡，蛋鸡20万，年产鸡蛋489万斤，一只鸡一年产蛋220个以上。1976年，北京市又建立了全国第一座大型万头机械化养猪场--北京红星实验猪场。随后全国掀起了机械化养鸡、养猪的热潮。“这是中国真正建立集约化、工厂化的畜、禽产业和生产体系的开端”。我国工厂化养鸡、养猪即从此开始。
粉碎“四人帮”后，作为当时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的华国锋也十分关注机械化养猪、养鸡。其实在1975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看到一份介绍黑龙江省青年农场用土办法搞机械化养鸡的材料，立即指示有关部门派人去了解情况，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在1977年年初，已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职务于一身的华国锋针对机械化养猪、养鸡问题，又作出指示说：要尽快地搞机械化，发展机械化养猪、养鸡，做到蛋肉自给。这不仅能减轻运输压力，降低亏损，而且可以吃上新鲜蛋、肉。在华国锋的关心下，北京市的机械化猪场、鸡场发展较快，红星养鸡场和实验猪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二）
1977年9月22日下午，华国锋在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的陪同下，先后视察了红星养鸡场和实验猪场。
华国锋在北京市实验猪场视察时，问饲养员：机械化养猪有什么好处？饲养员说：“一年四季都可以产仔，成活率高，增重快。”华国锋听后，很高兴地说：“我看还是要搞机械化、自动化，你们要好好总结经验。一定要重视科学研究工作，要提高产仔率、成活率、增肉率。”同时，他还指示有关部门：北京市的蛋肉供应，要尽快做到自给。
华国锋还询问了北京市的养猪、养鸡规划。关于发展养猪、养鸡事业，华国锋要求，除了大力发展国营、集体养猪、养鸡事业，还要注意“两条腿走路”。他说：“社员老太太不养点鸡，她不干。还是要养的。厂矿企业有废地，有材料，也可以搞，他们的潜力很大，应该搞。总之，要多快好省，要靠自己，不要靠外省市调运，北京要下决心解决蛋肉供应问题，一定要做到自给。发展机械化养猪、养鸡事业，一定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在红星养鸡场视察时，华国锋说：“养好鸡，科学研究工作很重要，要科学管理。”当华国锋知道鸡场曾派人出国学习和考察，吸取了一些外国的先进技术经验，并结合自己的情况有所改进时，高兴地说：“这好！产蛋率还应当再提高，蛋的重量还可以想办法增加。要搞好防疫工作。”
在实验猪场，华国锋详细询问了猪场是什么时候建的、花了多少钱、今年能交多少猪。猪场负责人一一做了汇报。华国锋说：“花钱多了一些，要总结经验，再建要少花钱。”北京市机械化养猪养鸡工程指挥部负责人说：第一个猪场没有经验，花了点“学费”；再扩建时就可减少。
当谈到建设猪场、鸡场的材料时，华国锋说：材料、投资，都要自力更生，发动大家解决。北京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华国锋看到猪舍之间的距离较宽，说：土地有点浪费。这么好的土地，不能浪费。得注意，要节约占地。能不能鸡舍搞两层楼式的。山区不占耕地，搞大点好，平原占地太可惜！吴德接着华国锋的话说：“在山区搞，可以少占好地。”华国锋看了鸡舍的光度和通风设备后说：“你们可以研究利用自然光和自然通风，这样可以省电、省材料，成本也就降下来了，发展也会快些。”
华国锋看到猪舍两边种植着青饲料，说：“饲料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各种饲料要配好，这是个大问题，一定要重视。华国锋说：猪的青饲料很多，什么水花生、水葫芦、水浮莲、千穗谷，都是猪的好饲料。要根据你们的情况，好好发展，南方更容易解决。”
在视察结束时，北京市实验猪场主任程少平请华国锋题词。华国锋兴致勃勃地挥笔题词：“总结经验把机械化养猪养鸡事业发展起来满足人民需要。”华国锋离开时，对猪场党支部书记徐继光说：“好好干，希望你们越办越好。”
（三）
10月4日下午，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传达华国锋视察北京市红星养鸡场和北京市实验猪场时所作的关于发展机械化养猪养鸡事业的指示和题词精神。大会共55万人参加，主会场设在首都体育馆，郊区十三个县、区分别设立了分会场。吴德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他说：全党动员，依靠群众，大干四年，到一九八一年，争取一九八○年，全市实现猪肉、鸡蛋自给。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采取多种办法，大打一场建设机械化养猪场、养鸡场的人民战争。必须从满足人民需要这个根本目的出发，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满腔热情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以大力发展机械化养猪、养鸡事业为重点，带动整个畜牧业的发展。北京实验猪场和红星养鸡场的代表在会上也作了发言，表示要坚决贯彻执行华主席的重要指示和市委的决定，大办机械化、半机械化养猪养鸡事业，为实现首都蛋、肉自给作出贡献。
10月7日，《人民日报》向全国公布了华国锋的这次视察活动，并发表了《认真落实华主席指示，发展机械化养猪养鸡事业》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华主席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每一个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都要行动起来，到群众中去，解决群众中的问题，鼓舞广大群众的斗志，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人民生活的亲切关怀，为我国城乡畜牧业的发展，特别是大、中城市解决肉、蛋自给问题，指出了正确的途径。”“各级党委从思想上把这项事业重视起来，统一领导，组织协作，群策群力，华主席的指示就一定能变为现实。”
此后，在“英明领袖华主席”视察和光辉题词的鼓舞下，全国各地大力兴建半机械化养猪养鸡场。截至1978年1月，北京郊区各级的一些社、队积极兴建半机械化猪场、鸡场，已有183栋母猪舍、122栋肥猪舍、27栋鸡舍开始动工。上海、天津、哈尔滨、广州等城市郊区，也都已经或正在建立一批机械化养猪场、养鸡场。
华国锋视察后，红星实验猪场专门把华国锋视察时用过的热水瓶、茶杯等物品，放在特制的玻璃橱柜中，当作文物供起来。再加上宣传系统铺天盖地的宣传，前来北京实验猪场和红星养鸡场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北京红星养鸡场的生产区，人来人往，出出进进，热闹得像商场一样。据《人民日报》1978年12月30日报道了参观红星养鸡场的盛况：在短短十天内，这个场曾经先后接待了来自黑龙江、吉林、广东、浙江、江苏、陕西及北京的二十多批参观者。少则几人，多则上百，真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前来参观学习。197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以及海军其他领导，在带领参加海军第五次党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九百多人，参加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劳动后，参观了红星养鸡场、实验猪场。
这一现象，再加上其他种种新的个人崇拜的现象，引起了一些老同志的担忧。在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老同志们对个人崇拜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四）
12月13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承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他说，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讲的关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这些话讲得绝对了。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也讲了“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两个凡是”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全面，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此外，华国锋还讲了一个集体领导的问题。他说，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再次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会议通过的公报也指出：“全会完全同意并高度评价华国锋同志的提议，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会议指出，一定要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性意见的权利，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该坚决纠正。”
（五）
12月28日，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传达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精神时，讲了这么一段话：
我们党的生活还有一条很重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党内不能制造迷信，不能搞特权，不要多宣传个人，这一条非常重要。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问题，不是可讲可不讲、可注意可不注意的问题。这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突出宣传个人是从哪里开始的？寻根究底，我看三十年代以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现象很少很少。开始泛滥是苏联。突出宣传个人，我们党三十年代不多、四十年代也不多，解放以后发展到顶峰是六十年代。这是林彪、“四人帮”搞的，康生也算一个，还有陈伯达。后来发展到宣传先进地区、先进单位也是宣传个人。宣传一个县，就是宣传县委书记。一层一层宣传个人。
不要突出宣传个人，就是不要制造迷信，我们吃了制造迷信的亏，我们尊重领袖，尊重我们的导师，是非常正确的，可是不要迷信。我们多少年来习以为常，甚至我们现在的宣传中还在搞那个突出宣传个人，实际上搞了一些迷信的东西。这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东西。
解放了思想，但是有制造迷信的流毒。搞迷信可要警惕呀，同志们，以后不要搞这一套。不要以为这一套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什么组织原则；恰恰相反，这个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违背组织原则的。我们马克思主义是实事求是，我们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
我们要把我们的党风搞好，把我们的社会风气搞好，把我们的干部作风搞好。当然我们不是抹煞个人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讲得非常清楚。我看去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要宣传，在世的也不要多宣传。
胡耀邦的这席讲话，引起了坐在台下的一位学员的共鸣，这就是在中央党校二部学习的上海第二医学院副院长王立本。就在前几天，中央党校二部组织学员到北京市郊红星养猪场参观机械化养猪。学员们看到了放在特制的玻璃橱柜中的华国锋用过的热水瓶、茶杯等物品。王立本对这种做法感到很吃惊，听了胡耀邦传达的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精神后，他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就于12月29日给华国锋写信，批评实验猪场制造个人迷信的这种做法。他在信中说：
华主席：
我们曾经参观了北京市一个机械化养猪试验场，场领导和职工兴奋地向我们讲了你关心人民生活，亲临该场视察和题词的动人情景，我们深受教育。在该场的会议室内，看到了广大职工对你的热爱，故将你在那里用过的物品，如热水瓶、茶杯、椅子等，陈列在特意制作的玻璃厨柜中。这种爱戴之情，是无可非议的。但对于这种形式，事后一直在脑中打转，有没有必要？不知你到过的基层单位，是不是有这种类似的形式？今后，你还要到千千万万的基层单位视察工作，假如也都模仿起来，在人们的精神中会产生什么影响？
对于这种形式，我认为不利于恢复、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种形式，要是真的成风，如遇有地位的大唯心主义者赫鲁晓夫，经过他的利用和发酵，就有可能发展到从人变成“神”，把人民领袖和人民之间的同志关系变成封建关系，借此来破坏民主生活，镇压革命者，进行他的卑鄙勾当。再者，凡是你到过的基层单位，假若都把你用过的物品陈列起来，数量也是可观的，实在是一种浪费。我认为，将你在视察工作中用过的物品，让它在人民群众中继续使用，会使人们感到平等，精神解放，而且又发挥了物的应有作用。将你亲笔题词放入镜框，挂在会议室内，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是讲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道理，可以供人们学习。
那些物品，不知现在是否还陈列在那里？因为从看见到现在已有一段时间了。我建议，从今以后，对健在的党、国家和人民的领袖，不要用这种方式表示敬爱，可以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成就。今后，各级党组织，如遇此事，应说服群众。
接到这封信以后，华国锋马上批给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华国锋在批示中说：
王同志提的意见很好，请派人去机械化养猪试验场了解情况，做好思想工作，把陈列我在那里用过东西的做法改过来为盼。进行情况望告我！
林乎加接到这一封信后，十分重视，迅速把信转给了红星养猪场，并委托北京市委分管农业的书记王宪专程对此事进行调查处理。王宪9号下午就和北京市农工部畜牧局的几位同志进行了研究。畜牧局的工作人员赵发大、谢珏当即去养猪实验场，先后开了党员骨干会议和全体职工会议，传达了华国锋的批示和王立本来信的主要内容，并联系学习了党的三中全会公报有关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精神，进行了讨论。讨论中，开始有些同志不同意把陈列品撤掉，说：八亿人民的领袖来场视察对我们鼓舞很大，一看到这些物品就想起华主席来场视察的幸福情景，感到浑身是劲。现在把它撤掉，在感情上接受不了。经过反复讨论，绝大多数干部和职工群众认为：正当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学习、贯彻执行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时候，华国锋亲自处理人民来信，要把陈列他在视察时用过的东西的做法改过来，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为了顺利地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一件大事。华主席以身作则，带头执行三中全会的决定，带头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做出了榜样。最终大家表示坚决执行华国锋的批示。
1月10日，红星猪场把华国锋视察时用过的椅子、暖瓶、茶杯、毛笔、墨台、墨汁等物品全部撤掉。王宪于1月11日向林乎加写了报告，汇报此事的处理情况。
在得知此事的处理情况后，华国锋于1月16日给王立本写了回信，在信中，华国锋说：
王立本同志：
你的来信收到了。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的同志对红星养猪试验场的同志作了思想工作，将陈列的物品撤去。今后如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以继承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
1月29日下午，华国锋和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一起，到北京市红星养鸡场，了解了养鸡场发展的情况和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并对王立本所反映实验猪场一事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调查。当了解到此事确实已经得以圆满处理后，华国锋很满意。
其实，北京市实验猪场从1975年初开始筹建，1976年陆续投产，1977年9月，又进行扩建，两期工程总的设计生产能力为2万头，先后共建猪舍12栋，国家共投资413万多元。从投产到1979年，北京实验猪场年年亏损，1976年至1979年共亏钱125万元，饲料310万斤。对于一个亏损的企业，在亏损时依然能吸引大量的参访团参观，完全是当时的个人崇拜盛行的作用。但作为一名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能够直接给党中央主席写信，不仅没有受到责罚，反而得到其高度重视，反映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这也反映出华国锋的民主作风和博大胸怀。
这件事情之后，个人崇拜之风并没有很好地得到遏制。后来在1980年，中纪委又接到群众来信，反映党中央主席华国锋的三件事：一是华国锋去江苏视察，外出沿途搞戒严，影响交通；二是中央党校的教授写信说，有人把华国锋在中央党校作报告坐的椅子送到博物馆；三是山西群众写信反映，山西地方政府给华国锋交城的老家修故居，建纪念馆。这三件事在华国锋的亲自过问下也得以及时处理。
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规定：“现尚在世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故乡、母校和曾经活动的场所，一律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纪念布置”等。10月2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今后二三十年一律不挂现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崇拜的影响。10月23日，中共中央又下发《转发华国锋同志的信的通知》，指出，今后在公共场所不得再悬挂华国锋的像和题词。
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下，个人崇拜之风得以遏制。■
（该文摘自《中国民商》杂志2014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