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与张鹤亭，一个家在山西交城县，一个在河北大名县，都是193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是老解放区的年轻党员。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后，这一对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青年，又同在湖南任职。他们同饮湘江水，在湖南这块热土上贡献青春和智慧，为建设毛主席的家乡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在专列上，同向毛主席汇报工作』
华国锋（1921——2008）原名苏铸，1938年投身抗日战争，华国锋名字取意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队”。1940年后，华国锋任交城县各界抗日联合主任、交城县委书记、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1949年8月，任湖南省湘阴县委书记兼县武装部政委。1951年调任湘潭县委书记。1954年33岁的华国锋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
张鹤亭，河北省大名县东劝庄人，先后任东劝庄村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区抗联主任兼游击队指导员、冀南支队一大队中队队长（县长）。1949年8月，任中共宁乡县委组织部长。1951年5月任宁乡县委副书记，1952年3月调任中共桃江县代理书记。1955年9月，任湘潭地委委员、宁乡县委第一书记。比华国锋小两岁的张鹤亭，与华国锋在湘潭合作共事，经常在一起开会，研究工作，自然成了亲密的同事和战友。
1956年1月10日，华国锋和张鹤亭分别到省委的通知，同省委书记周小舟一起到长沙老火车站的专列上，接受毛泽东主席的召见，向毛主席汇报工作。
在专列车厢里，只见大幅的窗帘把车窗遮得严严实实，炽白的顶灯把车厢照得通亮，一条长桌摆在中间，东西两侧放着座椅，陈设十分简单。毛主席见张鹤亭年轻，叫他靠着他右边坐下。益阳县委书记张振江坐在毛主席左边。毛主席坐在东侧中间，坐在毛主席对面的是周小舟、周惠、谭余保、胡继宗、华国锋、秦雨屏、孙云英，陈郁发。
毛主席点燃一支烟，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开门见山地说：“把大家召集来，是座谈发展农业纲要，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张鹤亭侧过头，看到毛主席面前发着一叠白纸，别人发言他便记下了，记下一张放在一边，又去记另一张。
张鹤亭坐在毛主席右边，毛主席侧过脸看他， 他感到有点紧张。周小舟立即站起来向毛主席介诏：“这是宁乡县委第一书记张鹤亭。”毛主席一连向张鹤亭问了几个问题，都是有问必答，对答如流。毛主席待人接物幽默风趣，平易亲切，张鹤亭这次亲身感受到了，紧张的心情顿时全消。毛主席问：“沩山你去过吗？密印寺有个万佛殿，那里风景很美。”张鹤亭答：“我没去过。”后来，张鹤亭才知道毛主席曾于1917 年夏和他的同学肖子升等一起，脚穿草鞋，自背被包雨伞，游学于宁乡、安化、益阳、沅江、长沙五县农村，了解当地的历史、地理、民情、风俗等情况，在一个多月里，步行千余里，广泛接触社会各个阶层人士。他向来注重社会调查，怪不得他对宁乡是那样熟悉哩！
毛主席妙趣横生的谈话，给张鹤亭壮了胆。当时，农业合作社发展迅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他面对毛主席，大着胆子说：“主席，我在宁乡县珍洲农业社劳动模范王国华那里调查，发现农民组织起来后，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没活干……”毛主席很感兴趣地进一步说：“是啊！怎样解决劳动力的岀路问题呢？”张鹤亭略加思索后回答：“用精耕细作来解决。”毛主席听后说：“还要多种经营，多种经营加精耕细作来解决农村多余劳动力的出路。接着，毛主席又问农民要求入社的情况，张鹤亭回答：“百分之五六十的人要求入社。”毛主席说：“我看韶山就可以组织一个大社试试。”此后，从湖南到全国就掀起了一个农业合作化高潮。
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突出地汇报了洞庭湖区防治血吸虫病等流行疫病的情况。毛泽东看着眼前这位大个子北方人，蓄着平头，半旧中山装，面相忠厚，很高兴，笑着说：“你是我的父母官哪！”一句戏言，说得华国锋满脸通红。华国锋说：岳阳黄沙街血吸虫病很严重，死了许多人。防治的办法除了积极治疗晚期病人外，主要是采取许多防御措施。第二种病是草虫病。华国锋还把草虫病的标本拿给毛主席看，介绍情况，开始用草药防治，效果不大，后来改为锑剂，用化学方法灭杀。第三种是钩虫病，宁乡一带较多， 患者有脚肿症状，对劳力损害很大。第四种是虐疾，是蚊子传来的疾病，危害很大。俗话说：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湘南一带最严重。毛主席很关心湖南地方病防治问题，时而速记，时而插言，并提出三年消灭蚊子行不行？常德地委书记孙云英说：“洞庭湖区不行，水面太大，有外湖、内湖，蚊子多，三年时间不行。”毛泽东说，湖区不行，其他地方要求三年基本消灭行吗？大家表示一定争取达到这个目标。
夜已经很深了，但毛主席还在边问边记，身边没有秘书代劳，谈的兴趣很浓。这时，周小舟站起来说：“天已很晚了，主席还要赶路，该休息了。”毛主席看着手表说：“好，好。”
告别时，毛主席起身与大家一一握手，送大家下了火车。
『华国锋约见张鹤亭』
1951 年7 月，华国锋调任湘潭县委书记兼县人民武装部政委。这是个山区县，公路少，多是独轮车走的羊肠小道。华国锋勤勤恳恳，工作札实，他跑遍了湘潭县的每一个村子，并多次前往韶山冲蹲点，指导那里建立农村互助组。韶山冲刘秀华、汤瑞仁等成立的互助组，成为湘潭地区最早的互助组。
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到1952 年底，湘潭县的常年互助组达890 多个，成为湘潭地区互助合作运动发展比较快的一个县。
1954 年2 月，韶山冲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成为湘潭地区第一个农业合作社。
1954 年11 月，华国锋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同时，还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湘潭军分区第一政委和党委第一书记。这样，华国锋成了湘潭地区的“父母官”。
有一次，地委办公室秘书陈世计，在下乡的工作调查中，得知基层干部和农民对地委批建的一项农业工程意见颇大，由于涉及的工程给基层集团和群众利益造成了一定损失且影响较大，陈世计就基层调查报告向地委书记华国锋进行了直接汇报，而这个工程的最高审批者就是华国锋本人。
华国锋在查看调查报告的同时，面现愧悔之色，嘴里连连自语：“该死，该死，怎么出了这样的错误！……官僚主义真是害人！”看完后，华国锋将调查报告交给陈世计，严肃地吩咐：“这么大的错误一定要引起全面的重视和改进，要让群众和干部都知道官僚主义害人！把这个调查报告向全地委干部通报，并且在《湘潭日报》上公报，让大家都批评和警醒，再不能犯这样的错误！”
对于华国锋毫不掩盖姑息自己的错误，严格律己，勇于“揭疤”，高度重视群众利益的无私坦荡襟怀，干部群众无不由衷称赞和钦佩！
在华国锋担任湘潭地委书记10个月之后，他有了一次列席中共中央全会的机会。本来，中央会议一般只请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参加，这一回把地委书记也邀请在内，是因为会议所讨论的是农业合作化问题，地委书记身处第一线。正因为这样，作为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有机会前往北京，列席中央会议。
对于华国锋来说，这是平生第一次列席中共中央全会。会议规定出席会议的地委书记们必须写发言稿。华国锋根据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精神，结合湘潭的情况，写了发言稿。
在会上发言的80人。这些发言者大都是中共中央委员，地委书记能在大会上发言的很少。大会印发的书面发言稿达167份——大部分地委书记都是作书面发言。
华国锋一侧由于来自毛泽东的故乡，二则由于湘潭地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很快，所以他很幸运地能够在大会上发言。华国锋在发言中介绍了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歌颂了湘潭地区贫下中农牵着牛，手捧地契，踊跃入社的革命热情。
毛泽东对于华国锋介绍的故乡农业合作化情况，颇感亲切，十分满意。这样，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华国锋回到湖南后，又写了《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两篇文章。
1955年冬，毛泽东亲自选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收录湖南6篇典型材料，有5篇为湘潭地区的，毛泽为其中的3篇写了按语。这也表明了毛泽东对于华国锋领导之下的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满意。
1956年5月，华国锋升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主任，王治国接替华国锋任湘潭地委书记。经华国锋提名，张鹤亭任湘潭地委常委、专署副专员。华国锋临走时约见了张鹤亭。
在专署一间普通的办公室里，两位老战友促膝谈心。张鹤亭说：“你上调省城，可别忘了我们，你要经常下来指导工作啊！”
华国锋回答说：“忘不了，我在湘潭工作了五年多，怎么能忘啊！你也是老同志，你现在任湘潭地委常委、专署副专员，全地区14个县农村工作都归你管，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啊！再者，这里是毛主席故乡，大家都看着这里，影响很大。”
张鹤亭眼睛一亮，接上话茬说：“是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成功，湘潭的一草一木都是革命的见证，湘潭的发展变化在全国举足轻重。我能在毛主席家乡工作，是荣耀，是幸福，更感责任重大。”
华国锋说：“在密宗主席家乡工作，是幸福，更是责任重大。一方面，我们要保护好主席故居。保护好毛主席的故居就是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的高度负责。另一方面，要把湘潭各方面的工作做好，特别是当前农业合作化的工作要切切实实抓好，让农民尽快富裕起来，使湘潭成为全国的榜样，让毛主席放心。”
张鹤亭听得入神，他站起来握着华国锋的收说：“老战友，老领导，我一定好好工作，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同修韶山灌区』
1965年夏，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湖南掀起了大办水利的新高潮，并痛下决心建设韶山灌区，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担任工程总指挥长兼政委。
此时，华国锋除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外，还任湖南省副省长。他在副省长的排名已由1958年7月的第5位晋升至第2位，由于省长程潜和在副省长排名第一的唐生智均为民主人士，此时的华国锋实际上已经是湖南省委、省政府的主要负责人。
韶山灌区指挥部领导班子成员除华国锋之外，由华国锋提名，湘潭地委书记王治国任副指挥长兼副政委；湘潭地委常委兼副专员李喆任副指挥长；省机械工业局副局长（正厅级待遇）张鹤亭任指挥部副政委兼党委副书记，主管思想政治工作。
韶山灌区渠系工程在1965 年7 月1 日正式动工，华国锋为《韶山灌区报》第一期写下了这样的题词：“作出一个符合总路线精神的引水工程的好样板来。”在省、地、县、公社等各级组织大力动员和组织下，除了专业施工单位外，各地共组织了10 多万强壮劳力参加韶山灌区建设。
施工期间，华国锋大部分时间都在工地。有一次，华国锋连续步行8 天，在各施工现场调查研究，召集有关负责人、工程技术人员及当地群众，商讨解块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紧接着，他又召集有关厅局和部门领导开会，动员各方积极支持韶山灌区建设。
华国锋要求张鹤亭加强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在这方面，张鹤亭想了许多办法，如在工地组织劳动竞赛，树先进，抓后进，从而形成争先进、赶先进的高潮。同时，还起草了几条鼓舞人心的政治口号，如“修好渠道炼好人，精神物质双丰收”、“学习毛泽东思想，建设好毛主席故乡”等，受到当时到工地视察的张平化书记的赞扬。张平化书记说：“湖南是毛主席、刘主席的家乡，我们应该努力建设好两位主席的故乡。”张鹤亭为灌区工程作诗10 首，华国锋看了很高兴，说：“写诗颂灌区建设，你带了一个头，能写的都来写，出个诗集吧！”在华国锋的倡导下，出了6 本《韶山灌区诗词选集》。有一个叫汤忠武的民工，写了一首诗：“高山顶上修条河，河水哗哗笑山坡， 昔日在你脚下过， 今朝从你头上过”。华国锋看了，很高兴，说：“这首诗写得好，写出了人民群众的英雄气概”，并欣然命笔，题录这首诗刊登在《韶山灌区报》，将“今朝从你头上过” 改为“今日从你头上过”，使人读起来，更感到亲切好懂。
为鼓舞10 万民工的干劲，张鹤亭建议，要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工作。华国锋采纳张鹤亭的建议，到省里发动，动员宣传、文化、教育部门齐上阵，唱灌区民工的先进事迹，演灌区民工的先进人物。作家柯兰、王文秋夫妇和诗人未央以及湘剧团、花鼓剧团、歌舞团的部分演员也上了工地。著名作家周立波到工地采访，撰写了“韶山灌区两日记”的散文。
10 万民工冒酷暑，顶严寒，劈山岭，填沟谷，山腰开凿大隧道，造就了“河上再架一条河，三十吨船山中游，火车汽车水下过”的奇迹。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挥笔为干渠题词：“飞涟过万顷”，这是对人民伟业的生动写照，也是对劳动人民革命精神的高度赞扬。张鹤亭向华国锋建议，请毛主席为韶山灌区题词，这正符合华国锋的想法。1966 年2 月下旬，毛主席在湖南长沙住了10 多天，张平化同志汇报了关于修建韶山灌区工程进展情况。华国锋很直爽地提出，请毛主席题词，毛泽东却摇摇头说：“要高产才算”。
工程进入扫尾阶段，174 公里的总干渠已成型，十几座大型渡槽已基本建成。广大施工人员和灌区群众，请求中央和省里有关领导为灌区工程题词。陶铸挥毫题写了“韶山灌区饮水埧”，王首道题写了“三湘分流”，张平化题写了“英雄关”，华国锋题写了“云湖天河”。但是，横跨在湘潭至韶山公路上的银田寺渡槽，群众取名为“韶山银河”，是中外来客参观访问韶山的必经之地，谁也不敢在这里挥毫。张平化、华国锋等省委负责同志几次请毛主席题词，都被婉拒了，因此这地方一直空了10 多年。1977 年1 月25 日，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时，才写了“韶山银河”四个大字，悬挂于银田寺渡槽上。
『华国锋支持张鹤亭大胆抓革命促生产』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张鹤亭受到冲击，造反派批判他说：“你是韶山灌区副政委，你怎么把韶山的水引到刘少奇的家乡花明楼去呢？”
张鹤亭面对这群造反派无知和可笑的追问，只好摇头叹息，不予回答。
造反派中也有人知道，修韶山灌区毛主席也点了头，没大错，就不追究了，于是就要他站出来亮相。张鹤亭回答说：“我不能亮，不能支一派压一派。”造反派就将他打成刘邓路线的代理人，挂牌子游街，批斗关押了大半年。
1966年10月，华国锋同其他省委领导人一样，也受到冲击，并被剥夺权利而“靠边站”了。1967年6月，47军军长黎原向毛泽东汇报“三结合” 新班子情况时，毛泽东说：“湖南有的人就不能打倒，比如华国锋，他就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同志。基层经验丰富，有头脑，理论水平也行，这样的 人我看还是要结合进去，左中右，我看华国锋还是左派嘛。”在毛泽东的关注下，1967年9月5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华国锋被指定为副组长，黎原为组长。1968年4月6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黎原任主任，主任之下有七名副主任，47岁的华国锋在副主任中排第二，实际上他是省革命委员 会主要负责人。他根据毛泽东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尽可能把湖南的经济建设搞好，要搞经济建设，他首先想到他的老同事、老战友张鹤亭。他对张鹤亭的评价是：政治上可靠，1938年入党，南下湖南，历任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省农办主任，湘潭地委常委、副专员，精通业务，是实干家。1958年4 月，任省农业机械研究所所长（正厅局级待遇），大胆试制拖拉机和“五小”农机具，使湖南农业工业一直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以后又任省农机化领导小组组长和省机械工业局副局长，主管农机工作，工作干得很出色。
1968年秋，张鹤亭经华国锋点名，到湖南师院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接受审查。经审查，张鹤亭历史清白，便将他第一个解放出来，这是在省直系统解放的第一位厅局长。
1969年长期担任厅局长领导工作的张鹤亭，下放到长沙重型机械厂任党委书记。职务低一点，他没有怨言，而感到这是上级领导对他的信任。因为这家企业是湖南一家大型企业，很多重型机械母机都由这家厂家提供，生产任务繁重，特别是近几年来，文革的原因，生产滑坡，产品不能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他感到 来这家企业主持全面工作，担子不轻，责任重大，于是，他卷起铺盖住到厂里一间阴暗的办公室，白天下车间跟班劳动。有工人发现他们队伍里多了一个老头，当得知是新来的党委书记，惊讶不已。
然而，厂内造反派的几个头头，极“左”思潮的阴魂不散，仍在兴风作浪，在群众中造谣中伤，说什么“新、老走资派还在走，貌似抓生产，实际上是以生产压革命”。
华国锋获悉有关情况后，指示驻厂军宣队，要大力支持张鹤亭“抓革命、促生产”，要把干扰生产的歪风邪气压下去。
有军宣队支持，张鹤亭底气更足了。他大胆主持企业工作，要求厂长具体布置生产任务，督促各车间按质按量完成生产任务。
张鹤亭清正廉洁，严于律己。他要求干部职工遵守厂里规章制度，他自己更是自觉遵守，从不迟到、早退或缺席。自妻子邹崇毅医师下放到城步苗族自治县南山农场去了后，他除了白天到工厂工作外，晚上还要照顾3个未成年的孩子，既当爹又当妈。8月的一天早晨，他从家里（位于柑子园）出发，乘公共汽车赶到位于 树木岭的厂部上班，车过东塘向东行驶，与一辆急驶而来的公共汽车相撞，车内不少乘客受伤，张鹤亭被撞成脑震荡，左锁骨骨折，住进医院绑了石膏。工人们很着急，说：“我们厂真倒霉，老书记被打倒，新书记刚来不久，又住院。”张鹤亭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再也呆不住了，带伤下车间参加劳动，开1.4米高的转盘立 车，工人们看了很受感动，都自觉鼓劲拼命干，生产月月上升，炼钢车间出钢水，57高射炮也生产出来，内燃机月月超产。为此，时任省委书记的华国锋召开全省 电话会议，叫张鹤亭介绍“改变老大难面貌，使生产月月上升”的经验”。1970年7月，华国锋调他到株洲硬质合金厂任党政领导，该厂技术力量雄厚，他便发动职工解放思想，向洋设备开刀（因该厂全部是苏联进口设备），推广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制造专机，推广新工艺，使产量在原设计的基础上翻了4番。省军区杨 大易司令受华国锋委托召开全省企业职工大会，在介绍该厂经验说：原设计年厂500吨，1972年生产2632吨，上交利润6992万元，交税1500万 元，这真是一厂变五厂。杨司令员要张鹤亭同志站出来与大家认识。张鹤亭不好意思地站了起来，心想：这是全厂6千多职工辛勤劳动的结果，我仅是他们中的一 员。
1974年初，省委将张鹤亭调回省机械局当领导。
『华国锋提名张鹤亭到中央任职』
1975年10月底，张鹤亭参加了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分两个阶段，前段在北京，后段在大寨，每人发一个马札子当坐凳，从北京到大寨参观，沿途可以随时随地开会，不必另外准备坐椅。
有一天，各省参加会议的农业机械和计委的厅局长们，走进能容纳百十人的临时搭起的棚子里，当大家将随手带的马札子当凳坐好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同志在台上宣布：“现在，请邓小平同志给我们讲话。”这时，邓小平同志走上台，随后还有江青等中央有关领导。邓小平同志已三次被打倒，这次经毛泽东请出 来，任国务院副总理，因周恩来病情加重，实际上是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邓小平坐在主席台的中间位置，左边是华国锋，右边是江青。张鹤亭细细地观察小平同志，因为近几年不曾相见，他感觉小平同志苍老了许多，但精神仍然很好。此时此刻，毛主席的话不禁在耳边回响：“我给你们请来一个好参谋长，他棉里藏针，柔中有钢，人才难得。”邓小平同志讲话时，江青不时在一旁插话。邓小 平说，农业是基础，农业的发展要靠艰苦奋斗，生产要上去，必须整顿领导班子。没有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事业是搞不上去的。这时，江青又插话，冒出一句“你们四川是天府之国”，叫人摸头不知脑。小平不理她，继续说，首先要解决整顿好领导班子这个关键问题。张鹤亭听得非常入神，越听越觉得小平同志说得有理。小 平同志讲话非常及时，非常重要。邓小平同志的讲话针对性强，博得了与会人员的热烈掌声。
事后，张鹤亭对华国锋说：“江青插话，小平同志不理她，她的面容难看，日后会报复小平同志的。”华国锋说：“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也不好怎么说。四人帮监视我很厉害，我心里清楚。”
1976年4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在叶剑英、汪东兴的支持下，果断地处理了“四人帮”的问题，控制住了复杂的政治局面。中央政治局决定华国锋同志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身居要职，工作繁忙，张鹤亭不敢去打扰这位老同事、新领导了，再没有机会见面了，他只能在湖南默默地工作着。
张鹤亭从1965年参加修建韶山灌区工程，至1977年，连续13年7次被抽调接受新任务，由于他工作经验丰富，坚持按党的原则办事，走群众路线，每项任务都完成得很好，受到省委领导赞许。
1978年初，张鹤亭感到自己也应该“充电”，在理论上提高自己，申请到中央党校学习，省委领导批准了他的请求。
在党校学习期间，中央机械工业部项南副部长派车接他到部里谈话：你在湖南一直抓工业，任厅局长多年，经验丰富，这次中央调我去福建任省委书记，我想请你接替我的工作，到机械工业部任副部长。
“为什么调我到中央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呢？像我这样的人全国多着哩！”张鹤亭脑子一时未转过弯来。事后，张鹤亭才知道这次拟调任中央机械部副部长，又是华国锋同志提名。他想不到华国锋同志任职那么多，工作之繁忙不言而喻，怎么还会想起他呢？可见华国锋身居高位，仍念念不忘这位老同事、老战友。
由于湖南的干部、群众执意挽留，张鹤亭也舍不得湖南这方热土，他只好婉谢上调中央。
『张鹤亭赴京看望华国锋』
1997年5月，74岁的张鹤亭到了北京，住在老二（张鹤亭的二儿子在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家里，拨通了华国锋家里的电话，想去看望华国锋。华国锋的秘书向华国锋报告说：“湖南有个叫张鹤亭的，想见你，见不见？”华国锋高兴地说：“这是我在湖南的老同事、老朋友，怎么不见？”以后，张鹤亭每次 打电话过来，秘书不用请示，就把张鹤亭接过来了。
5月18日，张鹤亭带着一对浏阳河酒、一包君山茶来到西皇城根华国锋家里，华国锋让坐，华国锋的夫人韩芝俊敬茶。华国锋问：“我们是老朋友，君子之交淡如水，你为什么还要带礼品呢？”
张鹤亭回答：“我早已离休了，早已离开官场，现在安度晚年，一不争名，二不求利，来与老朋友叙谈，送点土产品，让你还记得在湖南的激情岁月。”
在闲谈中，张鹤亭问起了当时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华国锋说，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二天（即1976年9月10日），王洪文不经中央授权，设立中央值班室，以中央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发生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报告，重要问题不好解决的要及时向他请示，以此来切断各省、市、自治区与中央的联系。看 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野心急不可待。9月11日，我以到医院检查身体为由，突然来到西皇城根9号李先念同志住处，和李先念密谈：“解决‘四人帮’的时 候到了，现在不能再等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请你亲赴西山代表我去见叶帅（叶剑英元帅，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征求他的意见。”9月14日，李先念去见叶帅，征求叶帅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叶剑英坚决主张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与叶剑英、汪东兴商量，决定10月6 日下午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华、叶、王、张四人是常委）的名义解决，姚文元不是常委，就在文件（通知）上特别写明，请他来做会议的文字工作，把他从钓鱼台或他的住地调到怀仁堂。一切布置妥当后，来一个抓一个，由我代表中央宣布，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毛泽东的遗孀江青住在中南海春藕斋，先解除她的警卫，派人宣布对她进行隔离审查。
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叶帅推选我任中共中央主席，我说：“我不当，由叶帅任党中央主席。”叶帅说：“我七十几了，快八十了，你还只有五十几，我比你大了十几岁，理所当然由你担任党中央主席。”经政治局讨论，由我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2002年9月，张鹤亭在北京又见到了华国锋。张鹤亭告诉他，“我上次回长沙后，给国防科大教授戴振海讲了见到你的情况。戴教授说：华国锋一举粉碎四人帮，立了大功劳，不粉碎四人帮，邓小平也出不来。”华国锋听了，挺高兴，说：“还有许多老领导干部也出不来，他们上台，千百万人头要落地。”
张鹤亭又问：“你后来为什么又不担任党中央主席啦？”
华国锋说：“我兼职多，肩上的担子很重，我经常病，身体支持不过来，为了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1980年9月，在五届人大会议上我辞去了国务院总理职务。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了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改任中央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退出政治局。党中央继任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等对我很尊重，每年春节都来慰问我。”
在谈到身体问题时，华国锋知道张鹤亭的眼睛有毛病，视力很差，关切地对他说：“你在长沙治疗眼病，效果好不好？如果不好，就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你是正厅局级老局长，可住协和高干病房，把眼病彻底治好。”张鹤亭谢谢他的关怀。
张鹤亭在离开华家时，热情的韩芝俊给张鹤亭送上一包北京果脯，说：”我和老苏不能来湖南看你们，老苏已经82了，身体一直不大好，请你把这包果脯带给你的夫人邹医师吧，请你代我向她问好。”
2007年秋，张鹤亭又想去看华国锋。他的秘书回电话说：“华国锋同志得了重病，不接见外人。”张鹤亭只好遥祝他早日康复。2008年8月20日，从北京传来华国锋同志逝世的噩耗，张鹤亭泪流如注，心中久久不能平静，许多往事涌上心头，一代领袖人物与一位普通干部60年的交往画上了句号。■
（该文摘自《档案时空》杂志2013年 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