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 年春，邬吉成被选调至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保卫工作，后留延安从事中央的核心保卫工作。期间，他分别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站岗。在中央前委转战陕北期间，邬吉成的主要任务是随卫毛泽东。1948 年春，邬吉成随中央前委转移西柏坡，后又随中央机关转至北京。
邬吉成曾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多次为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担任卫士长，长期从事中央核心警卫和高层外宾的警卫工作，且亲自参与过粉碎“四人帮”。见证了抓捕“四人帮”过程中鲜为人知的细节。
1976 年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步伐。对此，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共中央核心成员，党、政、军部分老同志，几经商议，认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机到了。据邬吉成回忆，最先把解决“四人帮”问题说出口的是曾经担任过康生秘书的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吊唁期间，汪东兴一直住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有一天，李鑫到人民大会堂，对汪东兴悄悄地说：“康生已死，现在应该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了吧。”
经过近一个月的酝酿，粉碎“四人帮”的计划逐步成熟，开始进入具体布置实施阶段。
10 月6 日下午5 点左右，汪东兴突然打电话给邬吉成，让他立即到南楼———建在中南海南海东面船坞上面的一座楼，汪东兴的住所兼办公室就在楼里，邬吉成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计，简单洗涮了一下，换上军装，直奔南楼。
邬吉成到了汪东兴的住处，一跨进门，就见汪东兴“蹭”地站了起来，非常严肃地问他：“今天晚上行动，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吧？”
邬吉成心里一咯噔，实话实说：“不知道。但现在我已经可以估计个差不多吧。”几天来汪东兴的吹风、询问，邬吉成已经对可能要发生的事有所准备。汪东兴直视邬吉成，顿了顿说：“你负责外边，武健华负责里边。通知孙凤山来，管理车辆，人下车后就把车调走。”邬吉成当然知道汪东兴说的“里边”、“外边”是指怀仁堂的内外。
没有临战的动员，没有意义的解说，没有注意事项的巨细交代，一个非凡的任务只这么寥寥几个字、几句话就布置完了。
邬吉成事后才知道，就在自己到之前，汪东兴已经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 部队政委武健华布置了任务。
从汪东兴处出来，已经过了晚上6 点，邬吉成到食堂抓了俩馒头，边吃边往怀仁堂去。他一下车就将驾驶员先打发走，这样的绝密行动，知情的人越少越保险。邬吉成一边吃着馒头，一边围着怀仁堂转着圈。
晚上7 点多，汪东兴来到了怀仁堂前，见到邬吉成，轻声问道：“怎么样，都布置好了吗？”邬吉成点了点头。汪东兴又进一步交代：“他们来了，你把他们的随员，都放在五间房（即怀仁堂南面的来福堂等堂院的统称）。他们的车子，都停在怀仁堂西边的庆云堂。”
外面的警卫秘书，只有一个是王洪文自己从上海带来的，其他的警卫都是邬吉成的部下。他们会服从命令听指挥，这一点邬吉成有把握。
不久后，叶剑英的汽车驶进西门，停在怀仁堂门口。跟随叶剑英的卫士一位是从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调到中央军委警卫处的马锡金，另一位是时任中央军委警卫处副处长的原中央警卫团参谋长牟乃川。
叶剑英下车后，邬吉成快步上前，叶剑英一把将他的手握住，久久没有松开。叶剑英蠕动了几次嘴唇，欲言又止，邬吉成明白自己责任重大，同时也感到了无比的力量。
第二个到来的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此刻负责他随卫的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值班室副主任东方。
“四人帮”这边，第一个到的是王洪文。当天下午，他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于今晚8 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主题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通知还专门为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加了一条，说是可能会涉及到毛主席文稿的改动，让姚文元列席。
接着，张春桥、姚文元依次在怀仁堂门前下了车，邬吉成把他们的随从人员，都带到了五间房，并向这些随从人员宣布了纪律：一是不许离开房间；二是不许和外面通电话；三是不能喧嚷。因为以往开会，邬吉成也常常担当这个角色，他们向来都服从邬吉成的指令。这一天，邬吉成向他们吩咐的与以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这些人也没有感觉到与往常有什么异样。
王洪文、张春桥一进入怀仁堂华国锋就依次向他们宣布：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们“隔离审查”。随即将他们抓捕押进停在怀仁堂东面的红旗车里。
晚上8 时25 分，姚文元来到了怀仁堂东休息室。他刚一进门，就被行动小组扭牢，押到了武健华面前。武健华对姚文元宣读了华国锋的“手令”：“中共中央决定，对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华国锋。”随即，行动小组把姚文元押到门外，带上手铐，押送到隔离室。
此次怀仁堂的行动只用了35 分钟，没有放一枪一弹，就得以顺利解决。但是大家没有随便走动，都在等待江青行动小组的消息。武健华从怀仁堂里走出来，对邬吉成说：“汪主任说了，要你给张耀祠打一个电话，问他那边的事搞完了没有。”邬吉成这才知道，张耀祠带领着另一个小组，执行着对江青、毛远新隔离审查的任务。
当晚8 点，在清华大学迟群住所、北京市委书记谢静宜的住所、全国总工会金祖敏的住所，同时驶来了几辆警卫车。这些“四人帮”的追随者们还没有来得及抵抗，就被送到了早已为他们安排好的地点……
中国，终于迎来了命运的重要转折。
（该文摘自《福建党史月刊》201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