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 年毛泽东逝世，中共中央政治局将保护保存毛泽东遗体列为“一号任务”,后来任务总量扩大和期限延长,遂称“一号工程”。其主要涉及了三大类工作，一是遗体的防腐（后改称卫生保护）；二是水晶棺(后改称纪念堂专用设备)的制造；三是陵墓（后改称纪念堂及雕塑）的设计建造。“一号工程”在时间上分为三个阶段，吊唁瞻仰期间为遗体应急性早期保护保存阶段；追悼大会后为研究性中期保护保存阶段；遗体迁入纪念堂后为规范化长期保存阶段。在早期阶段，医学与化学卫生保护方法，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组为主负责实施，物理低温保护保存方法，主要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为主提出了方案和进行了实施，在中期阶段后，物理所又领受承担了光整容等三项任务。物理所组织骨干力量全力以赴，最终完成任务，并于1978 年获得国家科委的“重大科学成果奖”。
“一号工程”是一项举国范围的技术集成系统工程，动用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当年在特殊时期的政治背景下，“一号工程”早期任务十分紧急，一些程序没有走常规，留下的文档资料不多，一些当事人的口述资料至今未见公开发表,特别是有关低温保护和光整容任务的资料更为匮乏。受访者于书吉先生是早期低温保护和中期光整容任务的领受者和参与者。
20 世纪50-70 年代，我在中科院物理所附属工厂和光学研究室的工作主要是为科研一线工作服务。1976 年在“一号工程”早期阶段，我为中科院物理所领受和亲自参与了低温保护保存遗体任务，进入中期阶段后，又领受了“光整容”等三项光学任务。当年有关领导都强调不能打听与自己工作无关的内容，要永远保密，因此我也没有留心观察和刻意记住，37 年的光阴又磨平了我记忆中的刻痕，很多细节想不起来了，但作为我一生中的重大经历，一些大事件和关键点的记忆应该差不多。
『突来低温保护任务』
1976 年9 月11 日晚9 时，时任物理所革委会副主任常龙存让工厂支部书记杨风台到我家通知我：“晚上在家待命，不要走开，有车接你参加重要会议。”但具体时间、地点、内容和有关与会人员等，杨风台都不知道。
当晚大约11 点钟，所里派了一辆小轿车到中关村69 楼305 号我的寓所接我，车里只有所里的司机和我。车子飞快地奔向三里河，到了科学院院部后换了一部小轿车和一位司机，车子里还有一位陌生军人。那位军人神情严肃地问我“你是物理所的吗？”我说“是，咱们去哪里？”“到了你就知道了”，之后我们未再说话。差不多半夜12 点钟，我们到了人民大会堂，那位军人把我领进了大会堂的北京厅。
北京厅内大约已经有十几个人就座，有一些穿军装的人，还有人陆续进来，不一会儿人数达20-30 人。这时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等政治局常委进来了，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副总理谷牧、卫生部长刘湘屏等党政军领导在场。
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主持会议并首先说道，政治局已经决定和开始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为期一周的瞻仰吊唁活动，本会议是研究在吊唁活动中如何确保毛主席遗体安全的问题。这时，我才明白这个会议实质上是国家领导人向有关专家咨询如何保护保存毛泽东遗体的工作会议，与会者应该多为医务界和工程技术界的领导和专家。华国锋讲，白天在举行瞻仰吊唁活动时，吊唁大厅温度过高，对遗体保护很不利。原来白天有机玻璃棺罩尚未做好，遗体直接暴露于室内环境，尽管启动大厅内所有风冷设备，撤出管乐队现场演奏，也抵不住大量流动瞻仰人群带进室内的初秋热浪和人体散发的体热，使得室温很难降到保护遗体的要求。
华国锋说，中央已经决定永远保存毛主席的遗体，所以方案不仅要满足当前需要，还要从长远考虑，提出“万无一失”的永久保存的稳妥方案。大家围绕着遗体的保护保存技术展开议论，主要都是医学和化学方面的问题。会议中间江青进来，在华国锋身边讲了几句话又离开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则自始至终都没有讲话。华国锋对保护保存遗体非常上心，讲话的神态语态，都表现出心急如焚的状态，我对此印象很深。华国锋指出将棺罩内温度降到安全范围是一个最紧迫问题。
在短时间内将保存遗体的棺内温度迅速降下来，并达到均匀一致，显然一般民用制冷技术不行。华国锋说遗体最好保持在4℃左右环境中，并让大家就如何控制棺内温度问题发表意见。与会者彼此相互私下议论，但始终没有人提出具体解决方案。这时华国锋问道“科学院的专家来了没有？”全场无人回答。华国锋换了个词语，急切地再问道“科学院有人来了没有？”我看了看周围，仍然没有人回答，于是我站起来答道，“来了！我是科学院物理所的职工，不是专家。”华国锋说“ 也好，你来也好，就谈谈你的意见吧！”
我首先向华国锋和大家介绍道，“物理所有个低温物理研究室，还有个生产液氮的车间，掌握低温制冷技术”，接着我大胆提出了我考虑的设想：“我多年来在工作中经常接触液氮冷却工艺，我认为先利用液氮冷却惰性气体氩，再用低
温氩气冷却遗体并同时驱走棺内氧气，从原理上讲，可以达到快速降温、均匀冷却、减少氧化的要求。”华国锋让在场专家评论一下我的设想。当时与会者都表示认同这个技术方案，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最后华国锋讲，“就按科学院的这位同志提出的办法办”。我接着补充说，“但这个方案是否真正可行，我没有把握，需要回所与专家讨论并需做实验后方能实施。”华国锋指示道“你现在就回去，抓紧落实实验，越快越好，一分钟也不要耽误”。此时差不多已经是9 月12 日凌晨4-5 点钟了。大会堂派小轿车把我送回物理所，我向所负责人汇报传达了华国锋和中央派给我们的任务和要求。
物理所对“一号任务”非常重视，所里立即组织了有关专家和科研人员开会研究这一方案。低温物理专家洪朝生等都认为这个方案合理可行，至于棺内外温差可能导致的棺外表面结霜问题，只要在棺体外周设置冷风幕即可解决。
会后五室（低温物理室）和物理所工厂等单位组织人员分头行动，上午工厂员工用有机玻璃板搭成一个实验用模拟水晶棺，调集了氩气和液氮装置，准备好了实验条件，下午实验成功。当晚这套装置就被运到人民大会堂安装启用，所里派我和另外三名操作维护人员杨克剑、王听元、王殿英等到场，见到了刘湘屏，我们连同设备一并归遗体保护小组指挥派用，吃住在现场，一直持续到9 月17 日遗体瞻仰活动结束前。
『再领受光整容任务』
遗体瞻仰活动结束后，遗体进入中期保存阶段，我们这些有关人员都临时转移到历史博物馆。大约9 月19 日左右，专门负责遗体保护的国务院“第九办公室”派人找到我，将我带到一个小会场，谷牧和水晶棺组副组长肖秧在场，此外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
谷牧说，水晶棺小组和纪念堂设计小组正在展开工作，接着谈了三个问题，首先是如何消除遗体在棺壁上的反射像，其次是为了将来瞻仰时让遗容达到“栩栩如生”的效果，不能使用化妆用品，要使用光，第三是要滤除照明光中的紫外线和红外线，严格控制其辐射安全剂量。由于谷牧等中央领导已经了解物理所在降温任务中的工作能力和实际表现，对我说“物理所要多做些工作”，期间肖秧还代表水晶棺制造厂家发表了一些技术意见。谷牧最后对我说“你们中科院物理所就承担这三项工作吧”，我立即表示一定将任务带回物理所。
第二天上午，我向所里汇报了中央指派的任务。所里马上做了研究部署，将这三项光学任务交给了第三研究室（光学物理室）。这三项光学任务都涉及一些技术工程领域，需要向所外的有关单位寻求协作和帮助。此前我在三室工作过四年，所里决定仍让我继续参与协调和上传下达的联络工作。物理所很快制定出工作计划，展开了实施。
关于“消除棺壁反射像”的工作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设计出合理的棺侧壁倾斜角度，确保在两米外眼高1.5 至1.8 米处看不到棺壁映射重影，这项实验工作由三室的杨国祯等进行了理论计算；二是在棺侧壁上镀光学增透膜，降低光线反射率，从而降低重影的强度与数量，基本消除反射像。这在理论和实践上已经没有问题了，最大的困难是工艺问题，在当时国内谁能镀2 米以上的大膜？镀层能否均匀不“花”？这需要验证。
1976 年9 月下旬，我带了一块光学玻璃板，乘飞机去合肥的安徽光机所做镀膜试验。当时北京到合肥的民航飞机还是苏制短程伊尔-14 型客机，大约30 人，途中颠簸得很厉害。结果合肥的设备由于文革封存多年没人管理而无法启用，后来所里陈庆振又去过，还是不能工作，同时了解到中科院另外三个光机所也不能镀。
1976 年深秋，三室的聂玉昕陪着肖秧等人开了半天车，一路颠簸跑到中科院北京天文台兴隆站，观摩了大尺寸玻璃板材镀膜过程和结果，验证了2 米尺寸材质的镀膜工艺问题可以解决。出于加工方便的考虑，水晶棺组决定要另外制造一台镀膜机。两个多月后，北京兰州等地的真空设备厂和科研单位联手造出了一台当时全国最大的真空镀膜机，放在了北京玻璃总厂内。
1976 年12 月9 日下午，华国锋等在历史博物馆现场视察“一号样品”光学玻璃棺，当晚水晶棺组组长韩伯平召集工作会议传达中央指示意见。我因为其他任务没有参会，会后物理所给了我一份会议纪要。纪要显示，中央领导指示当前重点是消除棺壁反射像，第二是保障光整容效果，同时还对棺形设计、棺底材质、升降设备、大厅装饰等做了事无巨细的指示。华国锋说“要搞成世界上最好的”，叶剑英说“要后来居上，比胡志明和列宁的（遗体保护保存）都好，要世界上第一”。
在“紫外和红外光辐射安全剂量”的研究工作中，1976 年9 月底我和三室的吴令安到北医三院取来一个替代尸体头颅，在物理所受控核聚变楼的大厅隔离搭建起一个临时房间，吴令安、杨国祯等人与北京医学院在此合作研究，提出了紫外和红外线的过滤方法和在遗体长期保存状态下的安全辐射剂量。
在“光整容”的工作中，北京玻璃总厂提出“内投射光”方法，用光导纤维将水晶棺底部氙灯的光引入棺内，通过棺顶的反射镜再投射到遗容上，杨国祯参与了光路的设计计算。物理所提出“外投射光”方法，从棺外向遗容两侧投射整容用彩色校正影像，改变凹陷和胖瘦感觉。外投射光整容效果好，其工作量很大，参与者很多，分工很精细。我记得有许祖彦、吴令安、王玉堂、俞祖和、朱化南、刘承惠、卢振中和工厂技师蔡妙全、张勇等人，他们在中科院感光化学所、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中国煤矿文工团以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单位配合下完成，彩色胶片拍摄、色彩校正、布光等工作都在复制模型及那个替代尸体头颅上做了大量试验，并研制了一套投光仪，将其隐秘安装在墙壁外的专用投光工作室，光线穿过墙壁孔洞投射在遗容上，达到了颜色和形体修正的双重视觉效果。
1977 年8 月下旬，遗体移入纪念堂，三室人员多次到现场，赶在9 月9 日纪念堂落成典礼之前，安装调试了设备。至此物理所完成了“一号工程”中期阶段的三项光学任务(注：据了解，物理所在“一号工程”中期阶段还承担完成了另一项基础性工作——模拟遗体形变研究)。
『尾声与两个不明白』
在遗体保护保存中期阶段的光学任务中，我的工作基本上是辅助性支持工作，1977 年春，“一号工程”中期阶段进行到一半，我被调派到其他任务。1977 年夏，“一号工程”其他绝大部分核心内容基本完成，纪念堂工程现场指挥部召开了总结工作和表彰先进大会，物理所十余人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的奖状。我徒弟张勇去开会时没有发现我的奖状，想当然以为我已经提前领走，回来后询问我，才知道我没有。张勇找到物理所领导询问，结果物理所领导发现由于负责人更换，工作交接不完整等阴差阳错原因造成了遗漏，最后上报到科学院，由院补发给我一张。
物理所对“一号工程”极为重视，组织骨干力量，全力以赴。1978 年3 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物理所承担的“一号工程”任务获得国家科委的“重大科学成果奖”。一些参与“一号工程”的青年专家，后来在各自领域内成长为有名气的科学家甚至为院士。
当年我是科学院物理所附属工厂的技术工人，不是科学家，也够不上所级中层干部，竟然有机会与国内顶级专家一起参加华国锋召集的专家咨询会议，简直像个天方夜谭，若干年后发现其中有两个想不明白的问题。
一是在科学院内，物理所论规模算是个大所，人才济济，专家遍是，为什么指派我出席会议？2011 年，常龙存从美国回国探亲时来看望我，聊天时我就这个问题问起了他，他说这是所革委会研究决定的，只记得是革委会副主任、“三结合老干部”郭佩珊提议的，而郭佩珊于1985 年去世，由于没有留下文字记录，这个问题无法直接考证了。
二是在那个专家咨询会上，我的学术辈分很低。我提出两级冷却遗体的方案实在算不上什么尖端和创新的科学技术，当年与会的科学家中应该有人知道，起码是听说过“液氮制冷”吧，但是无人站出来提议或推荐相关领域专家和单位机构，也有点不可思议。
如今回过头去看历史，结合当年知识分子的地位处境和政治气候，或许我这两个问题也不算个问题。
（该文摘自《炎黄春秋》201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