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是做工作最多也最忙的人。他为党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日夜操劳，呕心沥血，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 小时，有时在16 小时以上，一生如此。被外国人称为“全天候周恩来”。他白天忙于开会，接待外宾，有时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只好带些简单的饮食，在驱车途中用餐。深夜才是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处理大量文件、研究重大问题的时候。那时，他的深夜电话经常接连不断，繁忙不已。他在日理万机中送走了一个个不眠之夜，又迎来了一个个繁忙的早晨。
半夜第三次打电话将被关押的华国锋“捞”到北京
到了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在湖南省也不例外地愈演愈烈。造反派已完全取得优势，省委工作瘫痪，领导机关工作停顿。很多单位的造反派要求对“犯错误”当权派罢官、开除党籍。
长沙的形势很紧张。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副省长的华国锋提个书包，里面装着牙刷、牙膏、毛巾和换洗的衣服，到处接受批判、挨斗，做检查。
随即，中央决定湖南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中央文革以《红旗》杂志记者名义派一些人到全国各地活动，到湖南的《红旗》记者出面动员华国锋“亮相”。所谓“亮相”，是公开表态支持某一派群众组织，从此得到群众的谅解和支持，参加省革委会。华国锋不同意，说：“我是当权派，要检查我自己的错误。”他宁可被打倒、靠边站、挨斗，也不愿“亮相”。
华国锋眼看各个单位都分成两派，闹得不可开交，停了产，严重地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便与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万达合写了一张大字报，提出“要防止挑动群众斗群众”，呼吁两派群众不要互相斗了，要响应中央的号召联合起来，将斗争的矛头对准省委、对准我们当权派。这下可惹火了“工联”、“永向东”，认为华国锋等人是把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强加到他们革命造反派的头上，加到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干部头上。大字报刚贴出来的当天，“工联”就将华国锋等人抓起来，用嘎斯69 吉普车将华国锋带走，关到工厂。他们怕军区知道，怕“高司”知道，行动诡秘，在四五十天内转移了六七个地方，在他们控制的会上批斗华国锋等人。华国锋被关在锅炉房里，一位老工人主动说：“看你头发长，剃剃头吧。”于是给华国锋理了个小平头。第二天挨斗时，造反派无法抓头发，华国锋少受了一点皮肉之苦。
在华国锋被“工联”关押期间，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央决定将湖南省军区领导和两派群众及准备结合的干部召到北京来开会。
周恩来总理给省军区打电话要华国锋和两派群众代表一起去北京开会。华国锋因为被“工联”秘密关押，省军区找不到。周恩来连催三次。
1967 年6 月14 日半夜3 时，周恩来第三次拿起电话，直接找广州军区副司令詹才芳，命令他一定要找到华国锋，限期送到北京来。口气严厉，不容置疑。几经周折，“工联”才将华国锋送到飞机场。
临上飞机之前，“工联”要华国锋表态。华国锋被关了四五十天，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况，说：“不能表态。”一位“工联常委”越俎代庖，起草了一份支持“工联”的声明，盗用华国锋的名义发表了。
当时周恩来并不认识华国锋。建国后，华国锋一直在湖南工作。所以周恩来三次打电话，应是奉毛泽东之命。毛泽东一定要华国锋来北京参加会议，是准备让他参加省革委会领导班子。
华国锋不是“亮相”站出来的干部，是中央“捞”上来的干部。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同华国锋的情况一样，他对华国锋说：“咱们俩和有的人不一样，他们是自己站出来的，咱们是中央‘捞’上来的。”
（该文摘自《先锋队》杂志 2013年6月上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