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龚猎夫系原中国驻土库曼斯坦大使
1977年8月30日至9月8日，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华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毛泽东逝世后我国接待来访的第一位外国元首。铁托来访，标志着中南两国两党关系突破了沉重的历史羁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从更广泛更深远的意义来看，拉开了我国新时期外交工作的序幕，在我国外交史和政党关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谈判参观一帆风顺』
8 月30 日，铁托抵京后，在机场受到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人迎接，在天安门广场受到8 万群众的夹道欢迎。当晚，华国锋为铁托举行盛大欢迎宴会，邓小平、李先念、邓颖超等人出席并纷纷向铁托祝酒。
第二天上午，铁托与华国锋举行会谈。略事寒暄后，华国锋开门见山对铁托说：近年来，我们两国关系有了很好的发展，共同点是主要方面，我们政治局一致认为，现在应该考虑恢复我们两党关系的问题了。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现在两党可以先恢复内部联系，经过双方努力，正式恢复两党关系。邓小平插话说：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
铁托同坐在身边的多蓝茨（时任南共盟中央主席团执委会书记）简短交换意见后表示，中方讲话和建议使他们很高兴，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应当向前看，至于恢复两党关系的方式，有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比较好。至此，经过约40 分钟的会谈，中南双方领导人达成了恢复两党关系的原则协议。
会谈当天的晚上，铁托在钓鱼台国宾馆18 号楼驻地，从楼上走下来，夹着两瓶酒对随行人员说，今天上午会谈非常成功，我们同中国开始恢复两党关系，兄弟们！我们一起喝几杯庆祝一下，我来请客。
会谈之余，铁托还主动要求瞻仰当时尚未正式对外开放的毛主席纪念堂，表达他对毛泽东的崇高敬意。铁托当时已届85 岁高龄，仍然兴致勃勃地游览长城，并登上了第一道关隘。当听到“不到长城非好汉”的介绍后，铁托异常兴奋，随即以伞为剑，摆出几个出击的招式，逼得多蓝茨步步后退。此情此景，令姬鹏飞外长等双方陪同人员欢笑不止。
在西湖刘庄住地，铁托同代表团成员一起唱起了当年南斯拉夫游击队的老歌。他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样的场景他们只见过两次。铁托在李先念陪同下访问了上海、杭州、乌鲁木齐后回国。9 月6 日，铁托回到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受到60 万市民（占全市人口一半）的夹道欢迎，3000 名文艺工作者沿街演出，气氛极为热烈。铁托讲话说，对这次访华“十分满意”，“超出了我们的预料”，“非语言所能形容”，“这次伟大的经历，将永远铭记心中”。
铁托访华进行得如行云流水般顺畅，然而，接待准备工作却是十分困难，十分复杂的。从向中央报告会谈方针、制订会谈方案、完成会谈稿到各种场合的讲话稿，前后长达半年之久，方向性修改两次，重大修改3次，局部修改就不计其数了。铁托访华关键的问题是两党关系，当时大体有几种意见：一、不主张恢复两党关系；二、适当松动两党关系，待明年回访时再恢复两党关系；三、这次明确表示，恢复两党关系。
直到访问前三天，中央还在开会讨论，对南共盟的门开多大、是“开前门”还是 “开后门”等问题。最后，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意见，确定开前门，恢复两党关系。但为了避免弯子转得太急，要等我在国际国内做好工作后再正式恢复两党关系。
铁托访华的接待准备工作如此艰难曲折是有众多历史原因的。从国际层面看，所谓南斯拉夫问题由来已久，涉及共产国际、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南苏关系、中苏关系、“波匈事件”、“布拉格之春”以及国际共运中争论20 年的几乎所有问题。从国内层面看，中南两党关系已经中断近20 年。我对南共盟定性为修正主义也15 年了，“文革”中对南批判更升级为谩骂羞辱，几乎没有转圜的余地。
这是一笔几十年的老账，只有晒晒这些账本才知道它有多么沉重；只有梳理这些账本，才知道了断这些旧账多么困难，需要怎样的智慧、胆识和魄力。这其中南苏关系和中南关系尤其重要复杂，况且两种关系又往往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
『时好时坏的南苏关系』
南苏关系双方的关键人物，一是众所周知的斯大林，另一位就是铁托。二战期间，共产国际要求东欧各国共产党执行“两阶段”革命论，即第一阶段，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第二阶段，待战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南共认为，这是一场由南共领导的、农民为主要成员的、各民族共同参加的人民解放战争。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必须同步进行。1943 年11 月29日，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成立，这是一个具有人民政权性质的机构。从此，南苏关系存在潜在的裂痕，斯大林对铁托的特立独行已心存疑虑。
二战结束后，遵照斯大林的旨意，1947 年9 月，苏联、南斯拉夫等9 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波兰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主要任务是，在各党自愿基础上协调各党工作，交流经验和互换情报。斯大林的意图明显在于控制东欧各国的战后发展方向，要求他们严格照搬苏联模式，不能有丝毫改变。但是，由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反对这样做。1948 年3 月27 日，南苏两党分歧公开化。
1953 年3 月，斯大林逝世后，南苏关系才出现转机。6 月，苏方建议双方互派大使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1955 年5 月，赫鲁晓夫率政府代表团访南，在机场宣布，苏南关系史上“乌云密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希望双方捐弃前嫌，排除障碍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正当苏南关系全面改善的时候，发生“波匈事件”，苏南关系再度紧张起来。1956 年9 月19 日，赫鲁晓夫秘密到南斯拉夫雅得利亚海边“休假”，同铁托会谈试探铁托对东欧局势的态度，并向南施压。一周后，铁托去克里米亚做“狩猎旅行”，继续同赫鲁晓夫会谈。11 月，铁托在滨海城市普拉发表讲话称：10 月24日，苏联第一次出兵匈牙利是绝对错误的；11 月4 日，第二次出兵干涉同样令人遗憾，但却是必要的，因为匈牙利出现了社会主义遭到颠覆的危险。
1957 年11 月，12 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莫斯科宣言》。南认为，这项宣言中的一系列观点和评价与南共盟的立场截然不同，因而拒绝签字。南特别强烈反对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和以苏联为首的观点，强调苏联和苏共在共运中不能成为“思想、组织和其它问题的仲裁者”，也没有“在当代条件下进一步发展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仲裁权”。1958年南共盟七大通过了《南共联盟纲领》，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击。
1968 年8 月21 日，苏联等5 个华约国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南共联盟坚决反对这种军事干涉，并积极进行战备动员。苏联此次出兵令罗马尼亚也十分紧张。8 月23 日，罗驻华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周恩来总理破例出席。罗马尼亚驻华大使希望周恩来就东欧局势发表讲话。周恩来说，要我讲话我就要“放炮”。罗马尼亚驻华大使表示说，欢迎总理“放炮”。周恩来强烈谴责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对周恩来的讲话，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都十分满意，感到了来自中国的强有力的支持。从此，铁托同齐奥塞斯库在南欧结成同舟共济的联盟，中罗关系的发展开始进入快车道，中南关系也逐渐回暖，并很快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1971 年，勃列日涅夫访南后，南苏关系不久也恢复了正常化。从那以后，中国走向国际共运的舞台中心，替代了南斯拉夫同苏联进行了长期的激烈论战，并最终导致于1969年在东部珍宝岛、西部铁列克齐发生武装冲突。
『曲折前进的中南关系』
中南关系的曲曲折折都与南苏关系、中苏关系纠缠在一起，几十年难解难分。二战期间，中南两党虽然远隔万里，各自在东西两线同法西斯进行殊死的战斗，而且也没有直接的联系，但两党都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策，坚持武装斗争，都在解放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两党都把对方视为同一战线的战友，和相互信任的同志。两党通过自己的媒体，都对对方表达了极大的关注、声援和钦佩之情。
中共在延安和重庆的报刊大量报道了南共和铁托反抗法西斯的事迹，仅《解放日报》在1941 至1945年间，就发表了近600 条有关消息和评述。南共游击队对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也做了大量的报道，并称，南中两国有许多“相似之处”，有着“相同的命运和斗争”。南斯拉夫游击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根据艾德加·斯诺撰写的书籍和资料编辑出版了题为《中国游击队的万里长征》和《中国青年的斗争》两本小册子，以颂扬中国人民斗争的业绩，激励南共游击队的斗志。
然而到了1948 年，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像平地惊雷，令中共猝不及防。在当时条件下，中共对南共的态度只能同苏联保持一致。中共对情报局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并公开表示支持。但苏共对中共表态，仍不满意。据余湛（20 世纪60 年代任外交部苏欧司司长，“文革”后任外交部副部长）回忆，刘少奇曾告诉他，当时党中央发表决议还不行，最后以刘少奇名义发表一本小册子《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才算了事。
1953 年6 月，斯大林逝世后近3 个月，苏联主动同南斯拉夫改善国家关系，两国重新互派大使。1954 年，赫鲁晓夫派人专程来华面见毛泽东，通报苏共中央决定会见铁托，改善苏南关系的意见。后来，苏共中央又转达了南共联盟希望同时改善同人民民主国家关系的愿望。中共中央决定，由驻苏大使张闻天在莫斯科同南驻苏大使进行建交谈判。
早在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10 月5 日，南斯拉夫政府就发表声明予以承认。当时考虑到苏联的态度，中方没有立即同南建交，而把建交问题搁置起来。建交需要双方表态、承认，几经周折，周恩来外长致函南斯拉夫外长确认中方“欢迎”同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建交谈判才最后完成。1955 年1 月10 日，中南两国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后来双方确认，以1955 年1 月2 日为中南两国建交日。1955 年3 月，中方任命伍修权为首任驻南大使。从此，中南两国外交关系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伍修权到任后，立即开展调研工作。他认为：南共盟根据本国特点的需要，制定了独立的方针政策，探索自己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机械地搬用马列主义一般原理，也不照抄外国的经验，坚持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其精神是可取的，在实践中也是有成效的。
但是，正像伍修权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中南关系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受到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苏南关系的影响和制约。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外种种因素的影响，中南关系不仅没有得到预期的发展，相反却发生了急剧的逆转。
1958 年初，南共准备召开七大，为此提出了“南共纲领”。国内要求使馆全文报回并提出看法。使馆根据《莫斯科宣言》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九条共同标准，对照“南共纲领”一一作了比较，认为南共至少有6 条是符合这些共同规律的。其中只有一条是苏共不能接受并坚决抵制的： “南共纲领”强调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兄弟党的平等原则，反对任何一国的党搞垄断和霸权。这一条，与我党的观点也是不一致的。当时我党提出，社会主义阵营是客观存在，必须维护这个阵营的团结一致。这个阵营必须有个头，这就是苏联。由于苏共抵制“南共七大”，要求各党只派观察员，不派代表团参加。会议一结束，国内指示伍修权立即回国述职。
伍修权本来是回国述职的，但实际做法却是不辞而别就离任了。不久，南斯拉夫也召回了驻华大使。这场原本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很快影响到外交关系，两国虽未正式宣布，但实际上已降为代办级外交关系。
1968 年8 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后，中方同南斯拉夫找到了利益契合点。10 月1 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庐库说：铁托也很紧张，南斯拉夫成了我们的间接同盟军。1969 年，中苏由论战发展到武装冲突，中方又松动了对南关系，以后又停止了对南的公开点名批判。与此同时，南斯拉夫也改变了以往支持苏共对我批判（主要在国际问题方面）的态度，在中苏边界问题上也采取不偏袒任何一方的立场。1969 年，南外交部正式向中方提出互派大使，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建议。在得到中方积极回应并允诺派大使的情况下，南方先中方一年派出了驻华大使。南新任驻华大使抵京6 天后，向国家副主席董必武递交了国书。一周后，周恩来又接受了礼节性拜会。据南外交部透露，南内部评价称，对南大使来华后几场活动的“速度、气氛、待遇和规格都十分满意”。1970 年8 月，曾涛出任第二任驻南斯拉夫大使，中南两国关系经过12 年的中止又恢复了常态。
曾涛认真贯彻中央精神，积极开展工作，中南关系稳步向前发展。
1974 年12 月，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应邀访南，这是1958 年以来我国对南派出的第一个高级别的代表团，在“文革”期间也是少有的出访代表团。南对此十分重视。南斯拉夫外长助理和主管司长到南、阿边境迎接，南斯拉夫总理、副总理先后接见。余同南外长会谈时重申我支持南的不结盟政策，支持南维护独立主权、反对苏修霸权主义的斗争。双方还深入讨论了我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同南主导的不结盟运动的关系等问题。1975 年10 月6 日，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主席（总理）比耶迪奇应周恩来的邀请访华。10 月8 日上午，毛泽东接见了比耶迪奇，在讨论国际形势之后，毛泽东对他赞扬铁托说：“Tito, 中文是铁托，铁托就是iron⋯⋯不怕苏联压迫。”毛泽东还请比耶迪奇转达他对铁托和卡德尔的问候。比耶迪奇曾邀请邓小平访南。外交部也曾建议时间安排在1976 年上半年。后因张春桥从中作梗，访南一事被搁置下来。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中南两党两国之间有太多的积怨、太多的曲折，有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是是非非。虽然毛泽东晚年对铁托的评价为铁托访华铺平了道路，而且，双方争论、批判的问题大部分都消除了，但是党的关系如何处理，仍然是铁托这次访问绕不过的问题。
『谨慎处理敏感话题』
铁托访华前两个月，外交部组织驻华使节去湖南、江西两省旅游参观。出发那天早晨，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德鲁洛维奇一进机场就急着同我打招呼，说有要事要谈，我急忙找到苏欧司司长于宏亮一起去贵宾室。德鲁洛维奇说，铁托此次访华前先到苏联做短暂停留，看望他几十年不曾见面的第一任妻子。接着，德鲁洛维奇严肃地说，这绝不是在中苏之间玩弄平衡，希望外交部将此情况尽快上报中央，请中方一定要理解。如果还需要解释，他可到外交部去说明情况，使节旅行就不参加了。
于宏亮司长说，现在就写简报，由他签发，立即送外交部，请大使放心。在湖南的一天晚上，德鲁洛维奇约我去他的房间小酌。他说，我们相识多年，是老朋友啦，今天想请你以朋友的身份谈谈自己的看法。他说，南共盟总书记多蓝茨此次随铁托出访，他只有党内职务，没有政府职务，在中南两党没有恢复关系的情况下，他参加代表团访华似有不便。南不希望中方像不久前接待苏共中央总书记卡图谢夫那样，把多蓝茨也当做是修正主义的总书记。因此，他想了第二方案，即多蓝茨到京后，只作为南驻华大使的客人，不随代表团活动。他反复考虑很久了，尚未下决心向国内提出建议。
那时，中央已决定立即恢复两党关系，我想建议多蓝茨随铁托访华。但考虑到外交无小事，于是我说，作为朋友，大使如此信任我，我得认真考虑这件大事，请允许我明天答复你。当晚，我向于宏亮做了汇报。他说，看来中央决策不会改变了，给大使吃颗定心丸也有好处，免得他的建议与我们的考虑不一致。第二天，我对德鲁洛维奇说了“我的想法”。他笑着说，你考虑了一夜很慎重。显然他明白，这就是苏欧司司长于宏亮的意见。
1977 年8 月29 日，铁托访华前一天快下班的时候，外交部副部长余湛打电话要我立即去他办公室。原来礼宾司向他请示，明天宴会铁托的座位卡怎么写。我们设想了几个方案，我建议只写“同志”二字。因为，第二天上午会谈将直入主题，谈恢复两党关系问题，“同志”二字一定令铁托预感到什么，有利于第二天的会谈。余湛依然很慎重，他吸了一支烟反复思考后，才拿起电话对礼宾司说：就写“铁托同志”。
在准备铁托访华的半年时间里，我始终为处长邢忠修打下手，整天埋头起草、修改铁托访华的文件，当接到通知按照恢复两党关系的方案准备时，我们加班加点，再忙再累也感到心情舒畅。由于时间紧张，于宏亮司长自己动手，起草了会谈开始华国锋那一段开场白。我们也常谈论，中央决策一定出于一位高人的大手笔。后来才知道，这次接待铁托来访果然是新时期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开篇佳作。
铁托访华3 个月后，1977 年11月29 日南斯拉夫国庆时，华国锋以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名义向南共盟主席、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发出贺电。这表明中南两党已恢复正常关系。
(该文摘自《湘潮》摘自2013年2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