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净利落地解决了王洪文、张春桥的问题，接下去就是张耀祠、武健华带人去“201”宣布中央隔离江青的决定』
汪东兴风趣地面向华、叶两位副主席：“这两个人跟我们合作得不错啊！准时来，按时走，很听指挥嘛！”
华国锋面带笑容说：“老人家不是说过嘛，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要打一个完全彻底的歼灭战！”
说话之间，服务科孙振发用茶盘托上碧绿清香的龙井茶，一一送到华、叶、汪面前。紧张的时刻，一杯浓茶，一块热毛巾，对消除疲劳，振奋精神，极有帮助。
我急促地对汪东兴说：“我和耀祠同志现在就到‘201’去了！”
东兴同志说：“去吧！有什么问题随时同我们联系。看国锋同志、叶帅还有什么交代？”华、叶表示没有意见。
我一路小跑地离开怀仁堂，直奔“宝光门”跳上隐蔽在那里的汽车，不到一分钟，就在“丰泽园”后门警卫值班室停下。室内无人，我意识到毛远新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完。急忙经过“菊香书屋”门前，径直向“颔合堂”走去，只见毛远新两眼直视地坐在正厅一把椅子上，张耀祠在宣布了中央对其监护审查的决定后，下掉了毛远新身带的手枪，正在训示他必须老实服从管理规定。
我从侧后轻声地对张耀祠说：“时间很紧了，我们走吧！”
他回头看到我，又向站在一边的李连庆低声交代了几句，我俩就迅速出了“丰泽园”后门，并肩直奔“201”。行动小组高云江、黄介元、马盼秋紧随其后。三辆轿车也徐徐开进“春藕斋”东侧广场。
我们直接进入“201”前厅。这里是秘书、警卫、医护、司机人员聚会和休息的地方。我们到来时，他们有的在聚精会神地看书，有的弯腰捋袖洗衣，有的在前倾后仰地玩扑克。看到我们来此，虽然不明原委，但都是几乎天天见面的熟人，既不生疏，也不紧张，一一都咧嘴微笑。
张耀祠跟在场的工作人员笑嘻嘻地说：“在吧？（指江青）”大家都会意地点点头。
与此同时，我把为江青开车的老申叫到一边：“请你把停在门前的车，马上开回交通科。”又面对开着保险红旗轿车的史有令说：“你把车停靠在门前明廊上车处。”他们都一一立即照办了。接着我告诉原在江青处工作的警卫参谋周金铭：“小周，你前面带路。”我确知，晚饭前，汪东兴已给周金铭透了一点“风”，小周心里是有数的。回转头我又跟站在我们身后的女护士马晓先说：“你也来！”室外应该准备的事情打点就绪后，张耀祠和我及行动小组，不动声色地推门进抵“201”正厅。
一进门就见江青面东背西坐在沙发上。身前摆着一张长方形不高的办公桌。桌上铺垫着白色的桌布，摆放着台灯、茶盘、茶杯、各类办公文具，还有几份文件。膝盖部位盖着一条小方毛巾被，脚底蹬着一块专门制作的垫脚板，地板铺满厚厚的墨绿色羊毛地毯，房间周围停靠着几个书橱和铁皮文件柜。天花板正中吊着一盏形似花瓣曲伸的大型玻璃顶灯，放射着金黄色的灯光。
行动小组的成员进屋后，迅速从左右两侧和沙发背后，把江青围拢在一个半圆形的中间。江青仍然坐在那里，一副愠怒、凶狠、可憎的脸上，显现忐忑不安的惊惧。瞬时又故作镇静，木然地抬起右手，扶了一下眼镜，侧着头面向张耀祠和我，声音带有一点颤抖：“你们要干什么？”她首先发问。
张耀祠站在江青的左前方，他以习惯的军人姿态，威严地说：“江青，你不听中央的警告，继续结帮拉派，进行分裂党的活动，阴谋篡党夺权。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张耀祠又责令江青：你到另外一个地方，要遵守纪律，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
江青伸长了脖子，瞪着眼睛问：“中共中央是什么人决定的？”
我不耐烦地斥责她：“中共中央是什么人，你难道会不明白？”
江青改口：“我是说是什么人指使你们来的？”
张耀祠立即明确正告于她：“我们是奉华国锋、叶剑英副主席的命令，来实施中央决定的。”
我说：“快！马上离开这里。”
江青：“那我这里的文件呢？”
张耀祠：“我们会有人来接管的，你把钥匙交出来。”
江青：“那不行，这里许多都是中央的机密，我要对党负责。钥匙，我只能交给华国锋。”
张耀祠：“那好，你把它装在信封里由我们转交。”
江青依然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上身前倾，用铅笔在一张印有红杠的宣纸信笺上，由上而下地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十月六日。”接着她又在一只印有红框的宣纸大信封上，写着“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下脚还注明“江青托”。她把钥匙用一张信纸包好，同信笺一起放进信封里，然后在信封两端，粘贴了“密封签”，并用手在“密封签”上用力地按压了几下，顺手把信交给了张耀祠。
我急得火烧火燎的，再次督促她“走！快走！”
江青拿掉了膝盖上的小毛巾被，整理一下衣服，两手按着沙发扶手慢慢地站起来，走出沙发的位子。临出门之前，她又要上卫生间。江青尿急尿频的毛病，由来日久，不以为怪。为防不测，我叫女护士马晓先同她一起进去。本来她过去到卫生间，有时也要护士陪同。
离开“201”正门，穿过十几米的暗廊到达前厅，这里靠墙伫立着一个多功能的衣架，江青取下一件深灰色“披风”，马晓先帮她戴上帽子，结好带子，走向停车处。
江青固然是个为人奸泼刁猾、残忍刻薄、心毒手辣、则天武后之心不死的野心家，但在今天这凛然站立、魁伟彪悍的军人面前，她又拿出了巧使顺风船的本领，虚应地夹起了尾巴。既然她肯于俯首顺从，照指使行动，且无力反抗，也就没有加铐于她。
行动小组人员，把重重的保险车门打开，江青坐在后排中间，黄介元、马盼秋分坐两侧，护士马晓先坐在二排副座面对着江青，组长高云江就座于司机旁。前后各有一辆警备车，我坐在后车的指挥位置上。我们都身带短枪。前后车上的警备人员，并备有速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三辆车迅速驶离原“居仁堂”广场。
当车经过怀仁堂门前，我见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一字形站立在怀仁堂大门台阶上，关切地张望。我匆匆把头探往车外，示意眼下这里一切顺利。
出了中南海大西门，沿府右街北行，经西四、白塔寺东街大转弯向车公庄方向，进入称之谓“八区”的地下。带路车司机张宗臣，是一位经常开先驱车的驾驶员，他左靠右挡，乘虚而进，为紧随其后的两辆车开道。江青坐的是保险红旗轿车，驾驶员是沉着老练、技术娴熟的史有令。
北京主要街道的交通警察，个个目光犀利，他们知道保险红旗的“身份”，中央只有几位核心领导人才得乘坐。但他们哪里晓得，今天却是令局外人意想不到的例外，一路绿灯畅开，只用不到五分钟，就到达预定的地下隔离点。
江青被带进隔离室，我便告司机吴增彬掉转车头，飞快赶回怀仁堂。东兴同志见我就问：“江青又张牙舞爪地表演了一番吧？”我说：“她见风转舵，还算顺从听话。”华、叶两位副主席，嘴角布满笑意，看得出，他们绷紧的一颗心，此刻显得平静舒展。
『三个人又从容地坐下，交谈处置“四人帮”中最后的一个——姚文元』
处置姚文元的措施，在预定方案中就作了两手准备。姚文元并非政治局常委，当天根本没有通知他参加晚上八点的政治局常委会，也没有通知他列席晚八点的政治局常委会。预案议定，第一，在解决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的问题之后，单独通知他到怀仁堂来开会，如果他应声而到，就是瓮中之鳖。第二，如果他借故拖延，行动小组就速去他住地按院胡同擒拿。但他的住地警卫由北京卫戍区某部担任，为避免行动时发生误会，10月5日凌晨2时，汪东兴在华国锋副主席家同吴德三人，一起谈过，必要时到姚文元家请吴忠司令员一起伺机行动。
鉴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已顺利带进隔离点。汪东兴决断地说：“马上给姚文元打电话。”但电话由谁打，事先并未商定。他接着说：“国锋同志电话还是请你来打吧？免得他多心。”
华国锋稍加思索：“那就我来吧！”
华的秘书曹万贵，用正厅西侧红供电机子很快接通姚文元的电话。华国锋从容地说：“文元同志，我正在和洪文、春桥同志在怀仁堂，商量出版毛选五卷的事，有些问题还想听听你的意见。是不是请你现在就来，一道研究一下。”
我随同汪东兴一起，也站在电话机旁，等待听姚文元的回话。
“好的，我马上就到。”姚文元没有犹豫，讲完就挂上了电话。
“东兴同志，我去安排了。”我一面报告，一面拔腿欲走。马上又回头补充一句：“是不是请吴忠司令员回去。”
汪东兴说：“把情况告知吴忠同志，派车送他回去。”
我快步走到“东饮水处”，用红机子通知等候在交通科值班室的康海群，按第一方案行动。全组人员立即乘红旗轿车，开到怀仁堂东院。同时，我向吴忠司令员说明情况，并派车送他回去。
吴忠说：“我要赶紧回去，我那里还有一摊子。”他是指北京卫戍区，于当晚同时负责拘押的对象。
打完电话，我又回到坐在正厅外间的华、叶、汪那里。待我刚把安排的情况汇报完毕，华国锋向叶剑英、汪东兴说：“还要我们出面吗？”叶帅：“免了吧！”
华、叶、汪当即决定由武健华去对姚文元宣布中央的决定。
我说：“要有尚方宝剑才行。”
汪东兴：“那好办，请国锋同志写个手令吧！”
华国锋看看摆在前面不远处，那张通常是吃夜餐用的小桌，意欲起身。孙振发迅速跑过去，把桌子搬到华国锋身边。孙洪起匆匆拿来往常开会时，经常准备着的纸和铅笔。
华国锋不假思索地很快就写好。
我接过华国锋副主席写的手令，回身走向正厅东南小门，恰好行动小组的四位同志，已从“东八所”赶来。我把刚才的变动，转达给滕和松、康海群、张云生和高风利，并商定在大礼堂的东休息室行动。
为了简便行事，东休息室没有改变原来的布置，周围一大圈皮沙发，沙发之间是长方形的小茶几，地上铺满厚厚的奶黄色的地毯。我坐在东边靠窗户的大沙发上。
晚8点25分，康海群在怀仁堂大门口尾随姚文元进来，滕和松在东休息门口，以手示意“请进”。张云生和高风利分别站立在休息室门内两侧。姚文元刚一进门，就被张、高从左右两侧，拽住他的两臂，下压他的双肩，使姚文元动弹不得，低头向我站着。姚文元不住地喊：“谁让你们干的？谁让你们这样做？”
我初则坐在沙发上，但自觉缺少那股浩然正气，立时我威武地站立起来，面对姚文元高亢地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对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华国锋。”我宣布完了以后，又着力地喊了一句“带走！”行动小组架着他向休息室北门走去。至此，姚文元还边走边喊：“我有话要说！我有话要说！”又喊他的随身警卫“小 × ，快来呀！”离开休息室北门，行动小组锒铛一声，给他戴上明晃锃亮的铐子，押上由俞桂兴驾驶的红旗轿车。姚在行车途中，还在高声嚷嚷：“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谁指使你们干的？”行动小组几经制止，他仍嚷个不停。迫不得已，他们用事先准备好的毛巾，塞住他的嘴巴，这才平静下来。汽车仍然沿着押送王、张那条路线，把他拘押在极为严密的地下隔离室内。
在我向华、叶副主席和汪东兴报告，奉命完成拘押姚文元的任务时，认真地看了看手表，一分也不差，正好是10月6日晚8点30分。也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全部行动过程，只用了35分钟。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胜利地完成对“四人帮”的隔离审查。汪东兴如释重负，浮现出宽心的微笑。华国锋、叶剑英副主席也都为对“四人帮”取得决定性胜利而流露着和悦满意的笑容。 （未完转下一篇）
（该文摘自《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