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与粉碎“四人帮”同时，华国锋就已经考虑并且下决心让邓小平复出。他在这件事情的具体操作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华国锋是第一个提出让邓小平复出的人』
1976年，华国锋亲自指挥了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此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玉泉山叶剑英的住处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分别介绍了抓捕“四人帮”的情况后，经叶剑英提议，会议按照毛泽东的遗愿，推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随后，华国锋就一些紧迫事情做出了安排，其中包括提议要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意见。华国锋的意见得到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的赞成。叶剑英说，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吧？邓小平参加政治局，恢复了工作，他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李先念也表示，他拥护华国锋、叶剑英让邓小平复出的意见。华国锋关于让邓小平复出的意见得到了与会政治局同志的全体赞同。
粉碎“四人帮”后，稳定局面是党中央工作的重点，同时也是大局。一段时间以来，党中央把主要精力放在清除“四人帮”余党和稳定局势上，所以没有时间就“让邓小平何时复出，以及用什么方式复出等问题进行具体研究。但这件事已经由华国锋提出来了，所以仍然作为下一步需要落实的重要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
政治局玉泉山会议后，华国锋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提出要邓小平复出的意见。据吴德回忆：1976年10月，在玉泉山叶剑英处政治局会议之后不久的另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再次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宣布了三条意见：第一条，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第二条，要让小平同志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复出工作；第三条，现在就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这次会后，他要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三个人代表他，去北京西山看望住在那里的邓小平，一是向邓小平通报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情况，二是当面向邓小平表达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
邓小平是在1976年4月经毛泽东提议、政治局决定，解除一切职务的。而后，全国就开始了好几个月的“批邓”运动，声势浩大，甚至超过了之前的“批林批孔”、“批儒评法”、“评《水浒》”等运动。在这种背景下，华国锋能够在粉碎“四人帮”后立即提出让邓小平复出，并且派中央三位重要领导同志代表他去看望邓小平、向他通报情况、表达请他出来工作的意见，是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的。叶剑英对华国锋要起用邓小平的胆识十分赞赏。1976年10月31日，叶剑英将熊向晖找到西山谈话。在谈到华国锋时，叶剑英给予了高度评价。当时他不好向熊向晖讲华国锋要立即起用邓小平的事情，只是从正面评价说：华主席谦虚、稳重、诚恳，有民主作风，是领袖之才。毛主席是慧眼识英雄。华受命于危难之机，非常之时，非常之事，非常之人，建立非常之功，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没有什么，主要是江青。她是主席夫人。敢于下决心把她抓起来，也只有华。这个人是大智若愚，有智有勇。把江青抓起来，我都没有想到。如果周总理在，周不会这么做。就是邓小平也不一定这么做，不像我们老家伙思想顾虑多。红楼梦大观园不好管。王熙凤有病，探春管，看起来文弱，其实厉害。主席讲人才难得，外柔内刚，绵里藏针，放在华主席身上更合适。他交班不交给别人，毛主席慧眼识英雄……叶剑英在这次与熊向晖的谈话中提到了邓小平，实际上也是向熊透露中央有让邓小平复出之意。
抓捕“四人帮”时，邓小平正住在北京的西山。他在第二天下午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传递这个消息的人是邓小平的女婿贺平。贺平在没有讲这条消息前，因担心家里安装了窃听器，出于慎重考虑，邓小平将全家人集中到厕所里，听贺平讲粉碎“四人帮”的经过。但在消息没有得到证实前，邓小平未置可否，也没有流露出任何喜怒表情。直到几天后，华国锋派李先念、陈锡联、吴德向邓小平通报了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情况，邓小平这才确信这个消息是真的。度过“一生最痛苦”时期的邓小平，当着李、陈、吴三人的面，没有掩饰自己雀跃的心情，同时他也对华国锋的果敢行动十分赞赏。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后来回忆说：10日，当消息再经证实后，父亲郑重地拿起笔来，致信党中央和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和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敢行动。邓小平在信中写道：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内心的真诚的感情……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在这封信最后，邓小平还写道：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邓小平女儿毛毛说：父亲写下“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情不自禁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他从来没有用过的词。
可是，当时邓小平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所以当李、陈、吴三人按照华国锋的指示，向邓小平转达华国锋请他出来工作的意见时，邓小平表示感谢，并说：“我可以安度晚年了！”婉转地拒绝了华国锋的邀请。
此事过后没多久，华国锋又派去接管上海的苏振华、倪志福到西山向邓小平汇报上海的工作情况。苏、倪二人向邓小平汇报了上海工作的同时，再次转达了华国锋请他复出的意见。他们对邓小平说，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全国清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势很好，你出来工作的条件也成熟了，请你尽快出来领导我们工作吧！邓小平听后说：我也老了，前台工作还是由华国锋同志和叶帅他们去做吧，我可以给你们当个顾问。此后，华国锋连续派几拨包括中央政治局成员在内的高级领导干部去看望邓小平，均向邓小平表达了请他复出之意，可见华国锋提出让邓小平复出是真诚的、迫切的。
华国锋请邓小平复出心情的真诚，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体现：这就是华国锋对在“批邓”中被扣上“邓小平黑干将”帽子、在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中受到牵连的人的大胆起用。以胡耀邦和张爱萍为例：1976年“批邓”时，胡耀邦、张爱萍两人被认为是“邓小平死党”，受到严厉批判，被解除职务在家中闲居。华国锋在做邓小平复出工作的同时，也想到了他们。粉碎“四人帮”不久，华国锋亲自登门看望胡耀邦，和他谈话，并诚恳地邀请胡耀邦出来工作，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主持工作。胡耀邦以身体不好和不能胜任为由婉拒了。1977年2月26日，华国锋又把胡耀邦请到中南海，和汪东兴一起同胡耀邦谈话，再一次请胡耀邦去即将恢复的中央党校主持工作。胡耀邦仍然用以前的理由婉言谢绝。在此情况下，华国锋只好搬出叶剑英和胡耀邦谈话，胡耀邦这才答应到中央党校工作。至于张爱萍，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华国锋就将他请到中南海。他坦诚地告诉张爱萍：我和叶帅商量过了，请你出来工作，相信你一定能把“两弹一星”抓上去。华国锋还说：通过1975年，我就看出你是个好同志，有能力。张爱萍深受感动，很快就答应出来工作了。
『竭力改善邓小平的处境』
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内第一次提出请邓小平复出，是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邓小平的婉拒和顾虑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华国锋着力做的工作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改善邓小平的处境，逐渐打消他的顾虑。
“四人帮”被粉碎后，邓小平的人身安全虽然有了保证，但他的处境并不好，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他已经被解除一切职务，中央的文件是不给他看的。对于外部的情况，他只能通过子女的渠道了解一些不甚准确的消息；第二，他第三次被打倒后，个人身体情况十分不好，患有多种疾病，治疗也很不方便。华国锋亲自过问并改善邓小平的处境正是从这两个主要问题着手。
华国锋对邓小平的身体健康情况特别关心，他要求中央办公厅直接负责邓小平的健康问题，而且要汪东兴亲自管。邓小平身体有什么情况，家属可直接找汪东兴说，汪东兴则直接向他汇报。1976年12月10日晚，邓小平因患前列腺炎，病情危急，发生了严重的尿潴留病症。华国锋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安排邓小平住进解放军301医院。为了保证邓小平的安全，邓小平在301医院治疗的情况严格保密，邓小平从西山住处进301医院的一路上，由中央警卫局严密警卫。在邓小平入住医院前，华国锋还亲自关照301医院：要精心准备，保证邓小平安全，保证有效治疗，要派最好的医生，要组成专家小组会诊，拿出最稳妥的治疗方案。华国锋的这个意见通过汪东兴转达给301医院。301医院认真执行了华国锋的指示，为邓小平的安全考虑，他们将刚装修完的南楼五层还未起用的外科病房准备妥当，供邓小平一人专用。邓小平顺利住进301医院后，医院方面很快就成立了专家小组。华国锋亲自打电话给曾为毛泽东治病的著名医生吴阶平，邀请他参加专家小组。邓小平入院后，专家组进行了两次会诊，形成了治疗方案：手术治疗。
此次住院，邓小平对自己的健康也引起了重视。12月中旬，他亲笔给华国锋和汪东兴写了一封信。邓小平在信中简单介绍了自己的病情，按照专家小组的意见，提出手术治疗的要求。16日，华国锋收到邓小平的信后，在信上写下了回信：“四人帮”在时，没有条件治疗，现在粉碎了“四人帮”，有了条件，当然应该手术治疗。汪东兴也在邓小平的信上签字，同意手术治疗。华国锋要求301医院：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有了华国锋的意见，邓小平的手术准备工作很快完成。24日，301医院为邓小平做了前列腺摘除手术，手术很成功。术后，按照华国锋的意见，邓小平继续住在301医院观察治疗。以邓小平当时的身份，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高层领导是不便亲自去医院看望的。于是华国锋先后派余秋里、徐向前、聂荣臻、宋任穷等领导去医院看望邓小平，代表他和叶帅问候邓小平。
在为邓小平治病提供最好条件的同时，华国锋就考虑恢复邓小平看中央文件权力的问题。邓小平住进301医院的第四天，经华国锋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力。当天邓小平就读到了中央发给他的第一批文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
在华国锋的亲自关心下，邓小平处境的两大问题基本解决。此时的邓小平，在生活、医疗等方面实际上已经恢复到原来他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待遇，只是还没有参与中央工作。
就在邓小平手术治疗不到一个月的一天晚上，华国锋安排中央办公厅将邓小平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由他、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四人一起和他谈话。这是自邓小平被解除一切职务后，华国锋与邓小平的第一次见面。华国锋关切地询问了邓小平的身体恢复情况。看到邓小平身体恢复得很好，华国锋非常高兴，他当面向邓小平介绍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三人就有关情况作了补充说明。
邓小平出院后，华国锋安排邓小平一家住进了西山军委25号楼。25号楼以前是王洪文住的，条件比较好。这座楼坐落于西山最高处，从安全保卫角度来说，是比较安全的，从这座楼的车道下来不远处就是叶剑英住的15号楼。华国锋做这样的安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表明他要尽快让邓小平恢复中央领导工作，而且恢复邓小平在军队的领导职务。同时，做这种安排也是为了让邓小平在没有正式恢复工作前，实际参与中央领导工作更加方便。遵照华国锋的指示，由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按照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阅读文件的规格，每日给住在25号楼的邓小平送文件。这实际上是恢复了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之前职务范围的工作。
从1975年年底起，邓小平就已经被定性为“不肯悔改”的“最大走资派”；1976年4月，邓小平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粉碎“四人帮”时，邓小平仍然是“戴罪之身”。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能积极改变邓小平的处境，为邓小平治病提供只有中央最高领导人才能享受的待遇，恢复邓小平看中央文件的权力，还以中共中央第一号领导人身份亲自会见邓小平并向他介绍粉碎“四人帮”的情况，让邓小平实际参与中央领导工作，这些都是不容易做到的。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在华国锋提出让邓小平复出，并且不公开地积极采取措施改善邓小平处境的同时，中央也逐步改变了“批邓”的口号。
刚粉碎“四人帮”时，中央曾提过“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但当时已经是集中批“四人帮”了，在中央主要报刊上，没有发表一篇批邓小平的文章。后来，中央将“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改为“深入批邓”。而对于如何“深入批邓”，中央没有任何具体部署，报刊上也没有任何深入批判邓小平思想观点的文章，说白了，“深入批邓”也就是一个空口号。
在提出“深入批邓”口号不久，中央再次改变口号。而且这次改变更加明显，改变后的口号是：“‘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这一改变反映出三个方面内容：第一，这个口号矛头指向的是“四人帮”，是说“四人帮”“批邓”有问题；第二，它实际上是公开表示：“批邓”是有错误的。第三，这个口号的实际内容，已经不是“批邓”，随着矛头指向的转变，“批邓”口号的印记也非常淡了。敏感的政治家据此推测，华国锋很快要给邓小平翻案了。1976年底，华国锋在审阅1977年元旦社论时，亲自删掉了“批邓”的文字。社论发表后，“批邓”的实际内容不但没有了，就连“批邓”的口号也逐渐在全国消失。到1977年第一季度过后，全国已经彻底没有“批邓”的口号了。
华国锋事后曾对这一过程解释说：“中央决定当时之所以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籍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已经成为中共中央最高决策者、对全党全国工作承担全面责任的华国锋，不能不从整体上考虑大局。对于邓小平的复出，他不能不注意稳妥。为了稳定大局，也为了让邓小平复出更顺理成章，在推动邓小平复出方面，华国锋采取了稳步进行的措施。他概括这一稳步进行的措施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1977年1月，在做了大量铺垫工作后，华国锋在中央内部正式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1977年1月6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华国锋在会上首先提出解决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他说：关于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外电也看出了这个动向。
在这次会上，华国锋对党内某些主张一打倒“四人帮”就让邓小平马上出来工作的人，表示理解他们心情，同时做了说服工作，他说：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马上出来工作，“四人帮”的人会说有人要给邓小平翻案。小平同志不是一个人，是一层人。如果急着给小平同志翻案，会带来问题……华国锋强调：对于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我们头脑要清醒，要解决，但不要急，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要讲清楚。
极力主张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叶剑英当时也说过：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剑英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叶剑英还多次对党内不少老同志做解释工作，讲“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道理。
华国锋提出邓小平复出“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方针后，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的一致赞成。华国锋说：我们这样解决的办法，小平同志自己也会理解的。事情果然如此。邓小平本人对华国锋解决自己复出问题所采取的“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方针是理解和赞成的。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致华国锋、叶剑英并党中央的信中写道：我感谢党中央弄清了我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通过邓小平的这封信，可以肯定：他十分清楚当时中央面临的实际情况，非常赞成华国锋关于“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方针。
『适时加快邓小平复出的速度』
在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华国锋有计划地采取了大胆有效的措施，积极地一步一步为邓小平复出创造好条件，并且在时机日趋成熟时适时地加快了邓小平复出的速度。
在1977年1月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又一次提出要邓小平复出。这是华国锋审时度势，加快邓小平复出速度的一个重要步骤。他要通过中央政治局这个会，先向全党高级干部吹风。事实证明，这个“吹风会”是及时的、有效的。这次会议后，中央委员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的思想基本统一了，党内也有了邓小平复出的思想准备。会后不久，在一定范围内，已经悄悄地传着华国锋要让邓小平复出的消息。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在北京街头贴出了为邓小平平反的标语；党内一些高级干部得知这一消息也闻风而动，纷纷向中央提出让邓小平复出。
在此情况下，华国锋决定：在1977年1月召开一次中央党政军负责人会议，向高级干部交让邓小平复出的底。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李鑫后来说：“我记得1976年12月中央就已经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对邓小平复出问题正式在党内交一个底。”会前，华国锋找负责起草他的讲话提纲的人，明确指示：要写明白，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但这次会议后来因故推迟了。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国锋在会上宣布：“‘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比如，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接着，为了做好工作，华国锋批准，以中共中央1977年15号文件的形式，在全党转发了邓小平1976年10月和1977年4月致中共中央的两封信。这两封信的转发，进一步统一了全党思想，对邓小平复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77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按照华国锋在3月政治局会议上的部署，以及华国锋在全会召开之前的指示，请邓小平正式复出，而且要恢复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之前的所有职务，一次到位。1977年7月17日，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复出后，成为党内第三号人物，名次仅在华国锋、叶剑英之后。由此，外国的政治家们称中国形成了“华叶邓体制”。
为了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统一全党思想，做好工作，按照华国锋的意见，在全会形成决议后，先用内部文件形式在全体党员中传达，组织讨论，统一思想认识。这个工作做得十分到位。邓小平能够在粉碎“四人帮”仅仅9个多月的时间内，在没有引起大的震荡下平反复出，不能不说，华国锋积极、稳重、细密的工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邓小平复出后，华国锋十分尊重邓小平，重大事情都积极听取邓小平的意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当时华国锋的职务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叶剑英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华国锋之后的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的职务是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因叶剑英年事已高，军队上的事情，华国锋都放手交给邓小平管，无论是军队干部的安排、提拔，还是军队的训练、调动，他完全尊重邓小平的意见。
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华国锋对邓小平的尊重。1978年4月，华国锋从当时国际局势和远东地区局势总体考虑，以及当时和朝鲜方面共同商量的意见，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海军政委苏振华商议后，决定调动一些海军舰艇北上旅顺演习，华国锋也计划要检阅海军部队。这样做，一是加强对海军的实际训练，更重要的是对美、韩（当时称南朝鲜）一些军事行动的回应和震慑。但邓小平得知后不同意这样做。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尊重了邓小平的意见并取消了这次行动。
作为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在军队问题上对邓小平这样放手，对于后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邓小平在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起了重要作用。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主动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更是为确立邓小平在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该文摘自《党史纵横》杂志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