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何庆舟都是苏振华的秘书。为写《苏振华传》，1998年12月7日下午，我们和苏振华的夫人陆迪伦专门去访问了华国锋。我们向他说明按中央和军委的规定，要给苏振华写传，但我们对苏振华的有些情况，特别是进中央政治局后的一些情况了解很少，想请他谈谈，以便准确地把握事实，保证传记历史的真实。
华国锋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除了询问一些写传记的有关情况外，特别强调说，写人物传记，实际是写历史的一部分，一定要把事实搞准。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辨明真伪，用司马迁写史记的精神，秉笔直书。
谈到苏振华，他说：
因工作关系，过去我们个人之间没有什么接触，对他的为人和历史也了解不多。但对他在粉碎“四人帮”前后的情况，我还是知道的。特别在粉碎“四人帮”后，海军有帮派骨干分子，向中央写信诬告他“紧跟”“四人帮”，当时我在一封这样的诬告信上批示：“苏振华同志跟‘四人帮’斗争是积极坚决的。”我之所以这样批示，是完全有事实根据的。
首先是1976年4月7日天安门事件时，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席卷全国，达到了高峰，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这次政治局会议，毛远新传达毛主席的决定，不通知苏振华参加。当时我不知是何原因，后来了解到1975年6月5日，苏振华曾给毛主席写信揭发“四人帮”的问题，这封信苏振华先送叶剑英、邓小平看过，他们都同意这封信的内容，后送周恩来总理看时，周认为先不要送主席，怕干扰主席解决“四人帮”的战略部署。后来知道，这封信的内容，邓小平已口头向主席汇报了，毛主席早知道苏振华内心深处是反对批“右倾翻案风”的。其实，苏振华在1975年5月27日和6月3日政治局讨论学习毛主席对“四人帮”批评的会议上，已用这封信的内容，当面向江青、王洪文作过斗争。
第二，在粉碎“四人帮”前夕，记得那是1976年9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国庆活动安排问题，我顺便通报了毛远新有个报告，说他要回辽宁工作，我批了同意。“四人帮”坚决反对，在政治局会议上吵得很凶。政治局其他同志不愿与他们纠缠，先后出去了。“四人帮”不走，继续吵，汪东兴见此就没走。李先念、苏振华在福建厅等着。半个多小时后他们又进来了，看“四人帮”还纠缠着我吵，他们就说，国锋同志身体不好，该散会了。我问“四人帮”你们还有话没有？没有就散会，我起身就走了。当时，这是李先念、汪东兴、苏振华对我的支持，为我解了围。
第三，在粉碎“四人帮”的关键时刻，苏振华为粉碎“四人帮”做出了重要贡献。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9月14日晚，苏振华来到叶帅的住地，向叶帅建议，要赶快下手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向叶帅提出4条建议，一要抓军队，军队不能让“四人帮”插手，要把军队掌握在可靠人的手里；二要抓舆论，设法把“四人帮”控制的报刊、电台抓过来；三要对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安全特别注意，不要老住在一个地方，要经常变动；四要赶快下手，夜长梦多，要注意保密。后来，叶帅同我联系，让我跟苏振华进行了直接面谈。谈后我送苏振华出办公室，互相紧握双手，于无声处待惊雷。之后，我和叶帅商量，又让苏振华分别找总参和北京卫戍区的同志布置相应的任务，还让他查处了有的帮派骨干分子向江青写“劝进信”事件。这保证了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的关键时刻，不费一枪一弹，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第四，粉碎“四人帮”时，上海是“四人帮”的老巢，有人妄图发动武装暴乱，与中央对抗。1976年10月12日上午，我在玉泉山5号楼主持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向上海派中央工作组问题。我说，现在看来，上海市委这些人已无法工作了，他们顽固地站在“四人帮”立场上，与党中央对抗，妄图发动武装叛乱，过去被“四人帮”压下去的一派，也准备搞串联，上海的群众也自发地行动起来了，需要正确的引导，中央应马上派人去接管上海，不然会出大乱子。
叶剑英成竹在胸地说，我赞成国锋同志的意见，为了防止上海这些人狗急跳墙，搞武装叛乱，要派一位无论是在军队和地方，都能压得住台的老同志去。
叶剑英停了停，略一思忖后说，我看苏振华堪当此重任。他资格老，林彪、“四人帮”整得他很惨，但他斗争很坚决，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时刻，起了重要作用。在战争年代，他有指挥作战的丰富经验；在建国初期，担任过贵州省委书记，多次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再说上海有海军东海舰队的基地，苏振华在上海，工作起来也有方便条件。
陈锡联补充说，我赞成叶帅的提名，振华同志是军委常委，我们在一起处理军委日常工作，1974年调整各大军区领导班子时，他做了很多工作，起了重要作用，这些都便于他协调南京军区、海军、空军的部队，特别是南京军区，廖汉生等一些老同志都曾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和压制，与振华同志关系都很好，肯定能得到他们的支持，振华同志牵头去上海，是很合适的人选。
李先念接着发言说，叶帅的意见是深思熟虑的，上海是“四人帮”起家的基地，解决“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问题，是解决“四人帮”问题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中央解决好“四人帮”问题的一着极为重要的棋，稳住了上海，对于稳定全国局势是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确定去接管上海的人选，特别是牵头的人选，就特别重要。毛主席曾说，管海军靠他，这次解决“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问题，也要去靠他牵头，靠他去发挥核心作用，我赞成叶帅的意见。
当时我也赞成叶帅的意见，于是，政治局就一致通过了。同时，我们还提了倪志福、彭冲一起去上海，一定会更有利于解决“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问题。事实证明，原先我们认为上海可能出大乱子，但我们派了几个人去上海，大乱子没出，中乱子没出，小乱子也没出，这说明粉碎“四人帮”是深得人心的，也说明以苏振华为核心的工作组对中央的“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执行得很好，对全国清查“四人帮”运动起了榜样的作用。
第五，至于讲到旅顺阅兵问题。华国锋说，粉碎“四人帮”后，我任军委主席，但过去我不管军队工作，对部队情况了解很少。刚粉碎“四人帮”时，工作太忙，也顾不上到军队走走。1978年初，叶帅和军委常委都劝我到部队走走、看看，多了解些部队的情况，以利以后工作。因此，我先在杨村看了空军飞行部队的表演。当时军委领导同志差不多都陪我去了。所以，我打算在访问朝鲜后，回来顺便去旅顺看望海军部队，但日期没有定。苏振华同志要到部队蹲点搞查整改运动，离开北京时间较长，按中央惯例，政治局成员离京时间较长，都应向中央报告，他来向我请假时，我顺便把自己拟看望海军部队的打算告诉了他。实际情况是，访朝回国后，工作太紧，也就没有去旅顺看望海军部队。现在有人说，海军发生了160舰爆炸事故，苏振华到我这里来告状，根本没那回事。再说，我是军委主席，要去看看海军部队，也不存在背着军委的问题。有人利用海军内部矛盾，打击苏振华，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海军情况错综复杂，一时难以澄清。但历史终究是历史，谎言总是不能持久的。■
（该文摘自《湘潮》杂志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