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时任汾阳县代理县委书记、组织部长的我去晋绥八地委汇报汾阳县对敌斗争情况时，地委组织部长梁树棠告诉我，华国锋是交城县委宣传部长兼县抗联主任，他在交城山抗日根据地内搞的减租减息工作很有成绩。梁树棠还向我重点介绍了华国锋对敌斗争中围困芝兰日寇据点的经验。
1942年，日寇在芝兰村修了炮楼扎下据点。当时我们部队没有重武器，没法攻下据点，就只有围困的办法。华国锋带领干部和群众在日寇出没的道路上埋地雷，配合部队打伏击；组织民兵神枪手用冷枪射杀走出据点的鬼子；特别是在敌人饮用水的井中倒上茅粪和头发渣。敌人就是淘井也无法淘干净。就这样把日寇围得困难重重。
听了这些“故事”后，我非常敬佩华国锋，很想早日见到他，好向他学习斗争经验。
我和华国锋终于见面了。1943年秋，中共晋绥分局召开全区群众工作会议，八地委派所属县委去人参加。交城县是华国锋，文水县是赵克林，交西县是武振国，离东县是田秉光和王治安，汾阳县是我。带领我们去开会的负责人是八地委组织部长梁树棠。我们一行7人和去晋绥分局的一些同志，在部队的护送下，越过日寇封锁线，第三天赶到兴县晋绥分局所在地蔡家崖。在分区报到后，就住在附近的一个村子中。
我们住在老乡家的一间窑洞中，炕上睡不下，就在地下铺上干草，席地而眠。当时我和华国锋靠在一起，白天我们听报告，讨论问题，晚上同睡一个铺，相互交谈。
在开会期间，晋绥分局开展了整风。我们去开会的同志也参加了一段。在各自介绍个人的情况后，我才知道华国锋和我是同年生，同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
会议结束时，已是深秋。去参加会议的7个同志中有3人留在分局继续整风，接受审查。梁树棠领着华国锋、王治安和我回到八分区。后华国锋回了交城，我和王治安留在八地委所在地关头村搞减租减息复查工作。
1945年日寇投降不久，华国锋担任了交城县委书记。我被分配到清徐县委工作。
1946年秋，吕梁区党委调我回汾阳县委工作。在我办理调动手续时，在交城县米峪镇八地委所在地，见到了华国锋，当时他兼任八地委组织部副部长。从1943年初冬分别到1946年秋已有两年多没见面了，因此我们交谈起来格外高兴。分别时，他嘱咐我说，在阎匪军水漫平川后汾阳县的环境也会很快变坏的，回汾阳后一定要紧紧依靠群众，时时提高警惕。我听了这些语重心长的话十分感激。
后来华国锋南下去湖南工作，我一直在山西，由于大家工作都很忙，我们多年没有联系。直到1974年，我到北京检查身体，华国锋知道我生病的消息后，坚持要挤出时间来看我。他与我见面后问长问短，畅谈战争年代的往事和一些老熟人的近况，整整坐了一个多小时才离开。分别时他一再劝我不要悲观，不要着急，要积极治疗病会好的。几句安慰的话令我热泪盈眶。他身居要职，仍是谦虚、平易近人，让我感慨万千。■
（该文摘自《湘潮》杂志：2012年5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