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华书记指示三小戏拍电影
在1972 年11 月我省举行的专业文艺团体创作节目分片会演中，产生了湘剧《园丁之歌》、花鼓戏《两张图纸》、《送货路上》等一批比较优秀的剧目。
1973 年2 月间，己调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但仍兼任湖南省革委会代主任和省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同志从北京回省，听取了文艺会演评选出了一批优秀节目的汇报，他知道毛主席喜欢家乡的地方戏剧，指示省文化组由湖南电影制片厂把《园丁之歌》、《两张图纸》和《送货路上》三个地方戏拍成电影呈送毛主席观赏。我们文化组的领导王庆章在组内传达布置，确定在省级剧团中另选演员重新排练再拍成电影。那时候，湖南电影厂还是处于“边建设”、“边试产”的阶段，省电影厂只能买得到保定胶片厂试产的“代代红”电影胶片，因技术未过关，洗印出来的影片色彩还原效果严重失真，经请示批报后，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派一个摄制组来长沙拍戏，剧团的人闻此喜讯都欢呼雀跃。
(二) 突飞横祸两小戏遭厄运
新影厂把三个小戏拍成电影后，于1973 年7 月26 日将样片送审，审片时没有通知湖南派人参加。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看了样片后，当即就对节目进行指责。
江青看到《园丁之歌》片名出现时，就批评说：“这个片名就不合适，园丁应该是党的领导，怎能是教员呢？”、“这是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当江青听到戏中的老师俞英的唱词“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时，又指责说：“这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污蔑中伤”；江青看罢这出小戏拍成的电影就作出定论说：“这个戏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是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
对《两张图纸》这出戏，江青看后也加以否定。笼统地说：“这个戏里把年轻人说得一无是处，不修改不能往外拿。”《两张图纸》是一出农村题材的小戏，剧中的四个角色是一家人，主角是儿子和父亲二位新老队长，配角有母亲和读高小的女儿。故事里讲的是这个生产队在获得连年丰收之后，新老队长各自绘制了一张建设蓝图，剧情是围绕对这个小村庄应该如何发展和建设的争论展开的，戏里是对老队长扩大再生产的规划予以肯定。由于新影厂拍摄的这个影片没能在全国发行和上映，且被江青等人封杀而没有再在舞台上演出，故人们对这个戏的剧情多不了解。
对《送货路上》这出戏，江青则拉一把地说：“这出戏同山东的一个小戏《半篮花生》一样，不是‘样板’也是‘榜样’。”后来还将《送货路上》剧组调京，由北京电影制片厂重拍，于1975 年4 月在全国放映，且在《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署名胡容《商品交换中的两种思想斗争从湖南花鼓戏〈送货路上〉谈起》的文章褒奖这个小戏，虽然江青等人是在着意渲染，却并未在全国产生多大的轰动效果，“四人帮”更没有真地把这个小戏认定为“样板”，也没真的推崇这个小戏为“榜样”。这《送货路上》本是我省文艺会演中评选出的几个优秀剧目中的一出，在我们事后看来，“四人帮”不过是故意利用它来进行政治斗争罢了。
国务院文化组为传达江青等对三个小戏的评论，通知我省文化局派人去京，王庆章局长是请柯蓝副局长去听取传达的，后按柯蓝的记录由文艺处的黄世敏同志经办和打印成文字的汇报材料，分别报送省委宣传部和省委有关领导了。
对于江青等给这三个小戏的指示，省文化局只在小范围内作了传达，因当时尚末识破这是一场政治斗争，只是停止了《园丁之歌》和《两张图纸》的演出，而对江青等人的批评是不满和不服的，所以并没有对《园丁之歌》的剧本和作者进行批评；从江青等人对《两张图纸》这个戏评说的语气中看得出，他们并不是真心想要作者对剧本进行修改后再“往外拿”，王庆章在局里开会时就讲：“怎么改？不改。”拒绝了对剧本进行修改后再“往外拿”的意见。我省更是没有违心地向江青或向国务院文化组作检查，以为整个事件可以这样了结。(见湖南省文化厅编辑出版的《湖南文化工作大事记》第122页)
(三) 江青要批《园丁之歌》
1974 年的6 月，国务院文化组决定进行部分省市分批文艺调演，这时正值“文革”运动中的一次大反复的高潮，造反派们声称自己受压，还声称造反派是法家，上演了“儒法斗争”的大戏；他们又组织所谓“运动办公室”夺权，湖南的造反派们更是插手文艺调演工作，反对省委确定的由宣传部副部长张兰明任领队参加全国文艺调演的决定，还非法地将张兰明扣留在省文化局会议室，不准他回家。后省委决定若不由张兰明为领队，则湖南不参加此次调演，这才迫使造反派停止了反对张兰明的活动。
就在国务院文化组筹办此次调演期间，江青又于6月14 日宣布要对《园丁之歌》进行公开批判，江青指示：“《园丁之歌》电影应上映，上映的同时发表批评文章。”此时相隔1973 年7 月江青等人审查《园丁之歌》等三个小戏拍成的电影已经一年之久了。7 月19 日，国务院文化组按照江青的指示，向北京、天津、上海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批判〈园丁之歌〉的通知》。通知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湘剧高腔《园丁之歌》是一个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坏戏。它的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 经中央批准，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和湖南四省市组织工农兵和各阶层革命群众开展对《园丁之歌》的革命大批判。”
从形式上看，批判只在三个直辖市和湖南省开展，《通知》仅抄送其它省、区，而实际上全国各地都对批判《园丁之歌》作了广泛的报道，为何用这种非常规的做法，真是奇怪和不知何用意。在开展这项批判活动的初始，《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初澜《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的长文，湖南是这个戏的“原产地”，当然只得硬着头皮违心地搞批判，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江青等有意地安排湖南代表团参加第一批的调演，（6 月3 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举行部分省、市、自治区文艺调研的通知草稿，安排湖南参加第一批调演，张平化同志批示有关部门拟定方案送省委常委讨论。6 月10 日，省委常委研究同意省文化局提出有关参加调演的请示报告。湖南代表团由432 人组成，领队为张兰明，副领队张瑞同、贾学思、唐登鳌。省委书记李振军应国务院文化组特邀去京观摩，在京期间过问代表团工作。参加调演的剧目有：花鼓戏《沙家浜》；话剧《枫树湾》；舞蹈《阿妹上大学》、《炉火正红》、《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以及京剧《挑战》；湘剧《心红眼亮》等。湖南代表团于8 月7 日抵京，调演于12 日开幕，9 月11 日结束。《沙家浜》、《枫树湾》以及歌舞《阿妹上大学》等留京参加国庆二十五周年演出。(详《湖南文化工作大事记》第125～126 页)）还特别邀请湖南省委书记李振军去京观摩和过问湖南代表团的工作。8 月12 日全国第一批省市调演开幕。调演办公室组织了各代表团观看和批判《园丁之歌》的活动。《园丁之歌》的主要演员左大玢，被迫在几千人的批〈园〉大会上作了“检讨”发言。这实际上是精心策划的一场把湖南省委和湖南省文化局以及《园丁之歌》的作者、演员摆到那个大舞台上进行批判的大会。
读者已经在前面的叙述里看到了，江青等人和他们把持的国务院文化组全都知道，是华国锋书记同吴德讲了湖南要拍摄三个优秀小戏的电影而请他协助解决进口彩色胶片和摄影器材的，是国务院文化组改由新影厂来湘拍片的。知情人也都会记得，1972 年11 月我省专业文艺团体创作节目分片会演时，国务院文化组曾派员指导，很多兄弟省、市的文艺团体来人观摩，有关新闻单位也派记者到场采访，行家对《园丁之歌》等几个小戏普遍是持肯定意见的，会演的简报都有向北京报备，若由我湖南制片厂拍成影片径直呈送毛主席观赏，也无须经江青等人审查。正是你江青等控制的那个文化组派新影厂来拍片的呀？样片送审即遭否定并未由中影公司收购发行呀！把一个审查时不予通过又并未上映的影片拿来公开批判，这若不是绝无仅有恐怕也是罕见的了。
(四) 毛主席说：“我看是出好戏”
后来，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1974 年的10 月下旬至1975 年2 月初，毛主席在湖南视察和休养，有一天，毛主席观赏了湘剧《园丁之歌》这个舞台纪录片，前年，华国锋书记指示由湖南电影厂把这三个地方小戏拍成电影的初衷，就是为了呈送毛主席观赏，当毛主席看完这个电影并热情鼓掌时，在旁的宾馆服务员便讲了这个电影是被批判的坏戏，毛主席说：“我看是出好戏”(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第1715 页有记述)，毛主席观看了《园丁之歌》后热情鼓掌和给这个戏的评语，在我省高层领导中迅速传开，这个消息从天而降，给省委和省文化局等以极大的欣喜和鼓舞，后经省委授意，省文化局于1975 年8 月29 日向国务院文化组呈送了《关于湘剧〈园丁之歌〉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讲，《园丁之歌》是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的一出好戏，要求继续上演、放映、出版、发行，在这份正式的文字报告中，没有辩白说原拟由湖南电影厂把《园丁之歌》等三个地方小戏拍成电影的初衷是为了呈送毛主席观赏而不曾想到要在全国发行放映，报告使用了《园丁之歌》是符合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的一出好戏这样肯定的语言，可能是因为“天机不可泄漏”的缘故吧，报告虽然没有讲毛主席已观看了这部电影，“是出好戏”是毛主席对这个戏的评语，但明眼人一眼便可看出，若不是“通了天”，湖南省委、省文化局怎么会向国务院文化组呈送这样内容的报告(《湖南文化工作大事记》第132 页)。
可是，事情并不是按常理那样发展，我省的报告并未引发对这个戏进行重新评价的研究和讨论，也不是不了了之，国务院文化组收到我省的报告后，江青的亲信文化组副组长刘庆棠竟说我们的报告是“明目张胆的翻案，气势汹汹，最后通牒……”。更是谁都万万不曾想到竟还有下面的故事。
(五) 斗争仍在继续
1976 年1 月8 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毛主席于28日正式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传》下集1767 页)，2 月2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毛泽东传》下集1768 页) 在这时期，1975 年10 月间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引发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己被定论，最初，毛主席是要邓小平“向一些同志打招呼，免犯错误”，但后来又将邓小平说成是偏袒刘冰而与“右倾翻案风”链接，发展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毛泽东传》下集1753～1761 页)
按照毛主席指示，从二月下旬起，由华国锋主持的中共中央分批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传达“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性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并部署各地各部门的运动。第一批有十二个省、市、区负责人参加，我省第二书记张平化、书记李振军出席了这第一批的会议。华国锋于2 月25 日在第一批省、市、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发表了经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审阅同意后的讲话，华国锋讲话后，还征求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其他政治局委员是否讲话，但在座的其他人包括江青都没有人要发表讲话。(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在印发《毛主席重要指示》的同时，也转发了华国锋这个讲话。)但不料江青利用这个机会，未经毛主席批准，于3 月2 日擅自召集了这十二个省、市、区负责人的座谈会，并发表了讲话。她指名道姓地诬邓骂邓，也同时点名指责湖南张平化为湘剧《园丁之歌》翻案，江青点着张平化的名说：“你还欠我两笔账，一笔是《海瑞罢官》（《海瑞罢官》问题是指1966 年江青在上海组织，由姚文元执笔所写攻击吴晗创作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后来，此文被作为“文革”导火线显得极为重要(毛传1396 页)，当时北京和全国各地区都在最高层的压力下转载了姚文化元的这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只有湖南省没有转载。这是江青最记恨的事情中的一桩事。）；一笔是《园丁之歌》。”张平化当即回答说，《园丁之歌》是出好戏，这是我们省委常委的意见。接着江青又指着李振军说：“振军同志，《园丁之歌》是你炮制的，是毒草，你们知道吗？”李振军回答说：“主席看了这出戏，主席说是好戏。”江青说：“你们强加于主席。”李振军说：“主席是伟大领袖，我们强加于主席，就贬低了主席。”江青气愤地说：“你还强词夺理，要继续组织批判。”（引文出自湖南出版社1993 年出版的《毛泽东回湖南纪实》第300 页编写组对李振军的采访记录。另请参阅《湖南文化工作大事记》134 页。）当事人都知道，华国锋和湖南省委对《园丁之歌》等三个小戏是持肯定态度的，当时华国锋仍兼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又在中央的地位有这样的变化，江青仍执意地把矛头对准湖南，对准华国锋同志，实质上是在挑衅华国锋同志，在中央借机发难。足见这场政治斗争之激烈，足见“四人帮”对形势估计的错误，还有江青的利令智昏、胆大妄为和蛮横。三月十日，毛泽东得知江青二日的讲话后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是不对的。”对江青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材料一事，毛泽东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详《毛泽东传》第1771 ～1773 页) （未完转下一篇）
（该文摘自《艺海》杂志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