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 河北省雄县人，1930年出生，1948年参加天津解放接管工作。1952年到天津路局工作，曾任股长、科长、地区党委书记。1962年被选调到铁道部政治部组织部工作，曾先后任干部部副部长、运输局长、铁道部党组成员、铁道部党组副书记、铁道部副部长等职。
『7月28日“地震了，我们这儿都平了” 』
1976年7月27日的晚上，天气出奇的热，一丝风也没有。李新结束当天的工作，离开铁道部办公室回到家，其实已经是28日凌晨了。
这差不多是他那一段时间的常态。那些日子，铁道部的八位领导成员，只有李新在部机关。他记得，“当时万里同志、黎光同志住进了医院，邓存伦同志病休在家，刘建章同志时来时走，崔修范同志协助郭鲁同志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苏杰同志出差去了非洲，郭鲁同志一上班就对我说他有心脏病，要一边工作一边治病，那几天他去参加全国计划会议。”
“一段时间铁道部的领导班子就是这种状态，工作运转极不正常。地震前，部属各单位报来的待批文件积压了有一尺多厚，各省市及兄弟部委往来文件也积压了不少，我每天晚上专门处理一些急办的电报和文件。” 李新是位从基层干起的老铁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最困难那几年，他是北京铁路分局西直门铁路地区党委书记。1976年初中共中央组建铁道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时，李新排在第三位，分工主管运输生产工作，西山党组会议决定由他兼任运输局长。
27日晚上，李新先出席了国务院欢迎一位非洲总统的宴会。结束后，又回到办公室处理了一些急办的文件，他到家时差不多是夜里2点多了。“那天特别的热，热得睡不了，我跟我老伴说：咱俩把这床抬抬，对着窗户。刚睡下不一会儿，就给震醒了——并不是说一晃我就知道是发生地震了，不是。因为在那之前开会的时候说过若干次，说要警惕京津唐张发生地震，所以我才能马上意识到是地震了。”
“我就赶紧骑上自行车去办公室，担心的就是哪里地震了？铁路受多大影响？什么状况？我很怕铁路运输乱了。因为周总理跟我说过多次——当然也不是开会作报告，是在平时的非正式场合。他说：李新同志，这个铁路运输问题，不要光看成是个运输。它的重要，是影响到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你有多大的牺牲，也得保持通车。总理这些话我是牢记在心的。”
3点多，李新到了调度台，从调度台得知京山、坨通两线线路中断了联系。这时，北京铁路局党委书记赵文普同志给他打来电话，说唐山电务段的一个工人爬到电线杆上给铁路局打了个电话，说“地震了，我们这儿都平了”，电话里的声音很慌张。两方面的消息对上号了。
确信唐山地区发生了地震，李新首先想到的是北京站和北京南站这两个客车站，“尤其北京站的屋顶跨度相当大，如果掉下来得砸死多少人？当天值班的副局长是高绪进同志，我就叫上他跟我一块儿去了北京站。到北京站一看，大屋顶没下来。北京站的书记、站长汇报情况时说，一地震，在候车室里的旅客都跑到外面去了，东西没顾得拿，等再回来的时候就乱了，丢了不少东西。我说这好办，按照咱们铁路的规章制度，一律照赔。”
“我说，你们一定要坚守在岗位上，盯班到底。而且接发列车要正常，不要积压旅客，因为集中在车站里，再有地震，恐怕危险更大。我说的这些，他们做了记录。紧接着我们又去了永定门——那时就这两个客车站，那儿也有旅客丢东西了。”
“这时候国务院值班室打电话叫我立即去参加紧急会议。但我其实是先回到了铁道部，派工电局长郭修真同志、工业局副局长刘宝瑞同志，马上乘汽车到唐山灾区了解现场情况。这事办完了，我立刻去了中南海。当时，华国锋同志、李先念同志（因犯心脏病中途走了）等很多中央领导早已坐在那里了。见到我，他们立即就问铁路受灾情况，要求铁道部要在运输上确保沈阳发至唐山方向的军列安全畅通，并要抽调铁路职工迅速抢通京山、坨通两条线路，尽快通车。当时还说中央准备成立全国抗震救灾指挥部，要我留下来参加。我说我可参加不了，因为部机关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留在这儿，好多事不好弄了。他们同意了。我还请求铁道兵部分指战员支持铁道部抢修线路工程，领导同意后，立即指示总参副总长张才千同志负责组织落实。”
“开会的时候天还没亮呢。我记得非常清楚，正开着会，唐山的李玉林赶到了北京——就是媒体后来报道过多次的‘驰报中南海第一人’、开滦唐山矿工会副主席李玉林，他们开着矿上的一辆红色救护车一路找电话报信，都没打通，便直到北京，直接向中央汇报灾情。当时李玉林浑身又是泥又是水又是血，说话时的样子急得不行。我当时就在那儿呢。”
『7月29—31日 一竿子插到底，直奔唐山抢修铁路』
“那时铁道部由郭鲁同志主持日常工作，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你回部里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办。他当时不是在开全国计划会议吗，他说你不要等我了，我又犯心脏病了，计划会议我都参加不了了，你办就得了。”
“我就把部直属单位领导召集起来开会，成立了铁道部抗震救灾办公室，通报情况，研究抢修京山、坨通的方案，商定抢修工作面尽量展开多点开工，把任务分解开,以缩短抢修时间,争取早日通车。不同路局对应的每段线路每个项目任务、时间要清楚，要有专人负责，要有工作进度表。”
“派去唐山的那两位同志传来了消息：郭修真走的是南路，到了拦河大桥过不去了，他就从那儿去天津了；刘宝瑞走的是北路丰润那边，到中午11点多来电话了。在电话里汇报情况时，陪他同去的从唐山调来的一位干部是哭着说的，听得我很心酸。电话里他们说：盼着李新同志你来，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
“我一看情况，也是得去现场。唐山那儿，最上面是铁道部，然后是北京铁路局，再下边是天津分局，然后是基层的站段，这样的层级结构，紧急抢修时，按正常逐级领导的办法是低效的。当天下午我通知北京路局党委和部里有关人员一起开联席会，我和路局党委正副书记赵文普同志、林一同志主持。正讨论着呢，就赶上了下午6点多那次大余震，我们这些人就从会议室出去，转移到旁边的一个露天篮球场，站着，接着开会。我说：救灾是人命关天，这个总指挥部不能设在北京，必须到现场去，就地解决问题，一切要快。大伙儿一致同意。商定铁道部直接领导唐山地区的抗震救灾工作，路局、分局领导参与部抗震救灾的领导工作。”
“最后定下来，第二天开公务专列到唐山北边的丰润站。丰润是离唐山最近的站，它所在的坨通线受损情况略好，北京路局工程队连夜抢修这条线。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专列从北京站发车。实际上没能修好，有些路段还要一边儿走一边儿修，有时我们下车和工人并肩抢修。不干怎么办？急得我不行。直到天快黑时到达丰润。我们那火车一到，没多长时间，就来了200多伤员，有牛车拉来的，有背来的，有抬来的，伤员加上送伤员的亲属大概有上千人，呼天喊地，说救命，要上车，有的跪下磕头，太可怜了。劝说这些人可费大劲了，我记得后来是来了一支医疗救护队，就地为他们治疗。”
“丰润离唐山还有十几公里，一进唐山车就走不进去了，天也黑了，房都塌了，原来挺宽的路，这时连一车道都不足了。我们一直走到唐山火车站，都塌了。尸体有的处理了，也有的就撂在路边上，甚至路中间，你要走过去，还得扒拉扒拉。瓦砾间也有人在做饭，就用半拉的锅，砖头架起来，烧房子上的苇箔，贴死面饼子。没有哭的，这个很特别。”
“再往前走，到了开滦矿务局的开滦医院，它是英国式的房子，没完全塌，三层楼有个人，被压住半拉身子，穿着个绿地白花的小短裤，腿垂着，就那么挂在半空中。多少年过去了我还印象极深。”
“唐山那儿铁路系统有7个单位，重灾区是唐山铁道学院，因为建在采空区，一年前中央批准搬到成都，一些老幼或者老唐山不愿离开，就成立了一个留守组。那里基本是平地了。一去铁路公安干校，我也哭了。那儿的负责人金爱——那时不叫校长叫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被砸死了，我跟他很熟悉，家属哭得死去活来的，我真是挖心一样难受。我干这么多年铁路，熟人很多，熟悉的人出了事儿，更是难过别扭。咳，一家一家都有具体的故事。”
“当时好挖的已经挖出来了，压在下面的挖不出来，因为没有工具，只好靠双手挖，手都没指甲了。看了这些，当时的心情说不出来呀，就是急。我说得千方百计找吊车而且得10吨以上的，尤其是日本的15吨长脖儿吊车，不论干什么呢一律调过来救人用，它好用。后来在短时间内，一下集中了70多辆吊车。一连抢救了几天，基本上把有动静的都救了出来。据唐山市的干部讲：铁路调来救人用的吊车台数，占唐山市救人用的吊车总数一半以上。”
“我说，这次抗震救灾，领导方法必须得改变，在非常时期要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做法，把部、路局、分局三级领导集中在一起连续日夜奋战。唐山铁路地区基层单位，受部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直接领导，重点单位部里派干部加强领导力量，但不参加任何接待活动，比如古冶机务段由部里派干部韩文藻同志，电务段部里派干部孔庆祯同志和站段领导共同负责恢复通车任务。要按要求列出时间表，同段领导共同包干负责到底，什么时间必须出10台机车、什么时间必须出20台机车，都得有规定--道路修好后，没有机车也不行。”
“机务段开会，大家都光着脊梁，穿着短裤，在大树底下，身上是红一块紫一块砸伤的。大家表态：只要线路通了，我们机车绝对保证上线。把幸存的火车司机召集起来开会、动员，有的受伤，胳膊抬不起来了，也表示：我能开。”
“进度随时向我汇报，有什么问题跟我说，我直接抓，别再闹逐级汇报，分局、路局，处长、局长的，来不及。这个非常时期的办法解决了震后一些忙乱问题，比如多层、多头、多环节指挥的问题，比如震后不少领导关心灾区不断去视察，一线干部轮番接待耽误时间的问题。”
“抢修铁路时还有意外的困难，民众在铁轨上搭了很多防震棚，因为他们认为，地震是天塌地陷，特别是唐山，有采空区，那么哪儿能不掉下去？铁路有两根钢轨，地陷了最后还能架着。说服动员群众离开铁轨的工作也很困难，特别费劲。”
“正这时，7月31日下午，国务院来电话找我，让我回北京汇报情况。”
7月31日 华国锋让签军令状，完不成要受处分
唐山地震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陈锡联、纪登奎、吴德、陈永贵、吴桂贤等五位政治局成员组成的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简称“中指”），总理华国锋一有空就到人民大会堂，与在台湾厅办公的“中指”负责人研究抗震救灾的各项部署。
“我回北京就直接到了人大会堂。我说：国锋同志——那时我们不叫‘华总理’，就叫‘国锋同志’——我得先吃点饭，睡会儿觉再说情况。他一看我累得都变了样了说，我给你安排。这两天我就是一个累，不吃不睡——吃什么饭呀，没时间，就是这样时间都不够用，一拨一拨的人来找你解决问题。也不可能睡，没有睡的条件；再一个你也睡不着，现场那种惨状对情绪、感情上的冲击太厉害了，特别难过。”
“给我弄来饭以后，服务员给我拿来枕头和凉席，铺在台湾厅会谈用的大桌子上，吃完饭躺下我就睡着了。是累，是困，但也睡不踏实，不大工夫我就醒了。”
“开会时我汇报了铁道部抗震救灾的进度，领导们听后很满意，特别对我采用的一线领导面对面就地解决问题的办法给予了肯定和表扬。他们几个人就地碰了一下，认为由此可提前通车。华国锋同志提议，他们领导共同认为可以8月3日抢通坨通线，8月7日抢通京山线，8月10日抢通京山复线。要求我加快进度，提早恢复通车。”
“提前通车是我既定的心愿，可能不能提前到‘三、七、十’呢？我反复想了又想，据初步统计，受地震严重破坏的线路523延长公里、大小桥梁60座、自动闭塞线路228公里、通信线路305公里、站舍被震坏的占97%，这么大的工作量要十天完成，真是非常艰难。我向来是说到做到，因为运输工作就得实实在在的，不能喊喊口号就行了。我就表态说：‘争取完成任务’。领导们听后再次相继发言，都动员我说：唐山救灾工作一切进度有赖于铁路通车，你们能提前，一切都可以提前。他们说得也很迫切。后来我一想，咳，就横下心来吧。我说：好，我接受任务。国锋同志听完很高兴，走到我面前和我握了手，说：‘李新同志，在国家危难时期，你下这个决心表现了你党性很强，为人民有献身精神。咱们立个军令状。’”
“我提出：去年在抢修京广线被大水冲毁102公里的工程中，没有军令状不是任务完成得很好嘛，有党性保证就可以了。华国锋不答应，仍坚持要我签署军令状，可能他也感到任务非常艰巨吧。他说，依据军令状，你兑现了军令状中央给予表扬，你完不成任务中央要处分你的。我只好在军令状上签上了我的名字。”
“然后，他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有两个问题需中央和国务院帮助解决：第一是运输力量不足，需要100辆卡车；再一个，当前通讯困难。华国锋同志立即和领导们协商解决了——当时商业部一位姓程的副部长也在，说可以动用库里的战备汽车，铁道部可以马上派100个司机到锦州去开车，而且还多给了我10辆吉普车。华国锋又通知副总长张才千同志组织一个排的通讯兵，明天到铁道部丰润站抗震总指挥部报到，听李新同志指挥。”
“我从人民大会堂出来连夜就赶回了唐山。紧急动员起来，安排布置，大家拼了，不要命也得完成三、七、十。”
『完成“三、七、十”成《人民日报》头版特大喜讯』
那一段日子，在李新的记忆中，每一天要处理的问题非常多，已经没有时间概念了，记得的只是艰难过程中做了哪些事。
“会后我赶回了设在丰润站的总指挥部，连夜开会布置了中央的指示及要求，同时把救灾用的汽车分到基层单位。我们总指挥部的人员全都到现场边指挥边和职工共同劳动，我到坨通线和京山线并线处。我记得，有一次拿不准运送石碴的机车能不能通过一个险桥——那险桥的几个桥墩倾斜到90度左右，丰润机务段陈段长和司机看了几次都下不了决心。我仔细查看，发现桥墩的倾斜不是一个方向，有相对的有相背的，我认为慢行可以通过，为抢时间可以把这列石碴车缓慢开过去。人车这样过桥自然十分危险，开车时陈段长要亲自开车，司机也争着要开车。我问清了司机的从业经验等情况后，决定还是请司机开车，最终列车安全的通过了这个险桥。为抢修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在唐山车站，一个工程处正在车站抢修线路，其中一个工程队的队长和书记见到我，汇报了情况后要求换一个抢修任务。他们讲这里尸体太多，天气太热，雨水又多，尸体已开始腐烂，无法搬动，恶臭熏出了好几个病号。我到现场看后确实尸体不少，事后统计有上百具。我向现场的施工人员作了动员后，职工表示为唐山车站早日通车我们一定争分夺秒干到底，工程队领导见此收回了意见，结果他们提前完成了任务。在这期间各级、各方领导，不断地来看望我们支援我们，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力同志表示全力支持，一切听从指挥。当时，‘四人帮’正批条条专政，（注：大意是不让中央各部委管地方的事情）他说：‘李新同志，我从心眼里愿意你们条条专政，没有你们专政我们能行吗？’”
“我记得过了几天，天又一次下大雨，那天华国锋率领中央慰问团到了唐山，在飞机场搭的防震棚里听我们汇报工作。那雨下得非常大，我们坐在帆布行军床上，脚都泡在水里。那天我也在，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力汇报情况，我忘了是谁又来了。他一坐，咔嚓一下，那行军床被坐塌了，几个人全坐到水里了，都湿了，逗得大伙儿哈哈大笑。”
“还要说说铁道兵。在一年之前，1975年8月河南大水冲毁了京广线102公里。李先念同志要我去抢修，说马上要开广交会了，路不通还了得。那次也是向铁道兵求援，40多天抢通了。所以这次我说：还得请铁道兵支援我们，最好还用去年那个队伍。很快，他们就到了唐山，铁道兵的力量混编到铁道部的队伍里，统一作战。铁道兵政委吕正操同志是我们的老部长，他和司令员吴克华，还有几位副司令员都到我们指挥部去了，帮助我们解决抢修中遇到的问题。王震那时管铁道部，他是铁道兵的老领导，这铁道部和铁道兵就像是亲上加亲的事儿。”
“铁道兵和我们并肩作战。日夜连续苦战了十天，8月10日，京山、坨通两条线路恢复了通车。《人民日报》为此事在头版刊登了特大喜讯。我们在抢修‘三、七、十’通车中的那种拼命精神，在唐山抗震救灾的大潮中影响很大，成为了动员群众的行动口号。不少单位宣传‘三、七、十’的精神，副总理孙健同志、经委主任袁宝华同志到唐山检查工作时也讲到‘三、七、十’的事情。华国锋同志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还表扬了我。铁路通了，救灾物资运进了唐山，183列卫生专列，也将七万多名伤员运往周围各大城市。”
『8月10日后 华国锋点将，解决煤炭荒』
“总算大体有了个头绪了，这时国务院又通知我，让我回来接受新任务。实际上我也该回来，我实在是不行了，全身上下肿得很厉害。后来铁路卫生局的大夫看了后叫我立即回来治疗，他说我外边肿了，内脏也肿了，一旦肿到咽喉人就完了。在唐山那儿必须得喝酒，不喝酒的人，戴的口罩也得浸了酒，但我不行，因为我向来不抽烟不喝酒。还有一个，唐山那会儿没厕所，而且净是人，找个没人的地儿都不好找。后来我泻肚，上哪儿去？开着会，难受得程度可想而知。”
“回到北京，郭鲁同志找我说：‘运输情况极为不利，煤炭运输告急，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只有一天的煤了。国务院找我去了几次，他们要你回来解决，我也是这个意思。’我去了国务院，向中央和国务院做了抗震救灾抢通铁路情况的汇报。看到我病得已经变了形、脱了相了，汇报时有气无力，走路也非常吃力的样子，华国锋同志非常心痛地说：‘新的任务不说你也知道，但你一定要先看病。’”
“我住进了铁路总医院观察室（地震后病房里不能住人），医生见到我也很惊讶，怎么病成这个样子？所有的药无效，只能给我打激素。医生说我是中毒了。直到现在，我老伴儿都不太清楚我当时的病况。那些日子，我和家里失去了所有联系——正事还忙不过来，哪儿还顾得上家呀。老伴是听人说才找到医院来的，我也是这时才知道：老伴儿带着孩子们就暂住在她工厂的自行车棚里。”
“打了几天激素，病情稍有稳定，就接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的通知，让我去国务院。他说：‘国锋同志很忙，他委派我和你说，全国缺煤炭情况极为严重，再这样下去要出大问题的。他想请你带病去解决铁路运输问题，解决煤炭告急的问题。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研究再三，解决煤炭告急的事情，确实再不能拖了，如再拖下去国民经济就要崩溃，你看怎么办？我看到你身体这种状况我不好再说什么了！’听谷牧同志讲完，我说：好吧，我去。”
“运输大同的煤炭牵涉九个铁路局，我马上离开医院，通知九个路局的领导在大同召开突击运煤炭现场会议。这会也很难开，每天没有2000个空车皮，大同的煤是拉不出来的。那时谁也不想多干，因为到处都乱了，干不了，方案很难落实。经过几天几夜耐心地做工作，九个路局的领导，终于一致同意做出了全路突击运煤炭的方案，而且会后果然兑现。”
“几天之后，10月6日这一天，揪出了‘四人帮’，铁路运输极为艰难的逆境时期结束了，一切事情都好办了。”■
(该文摘自《北京青年报》2010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