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仲喜 山西定襄人，1949年随华国锋南下到湘阴，1950年3月调往湘西工作，曾任湘西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随军南下』 我叫李仲喜，祖籍山西定襄县西霍村，1926年4月10日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
1949年初，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北方，国民党军固守的只有绥远、太原几个孤城，没有进攻能力，只能被动防守。中共中央在争取和平统一的同时，作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并决定从解放区抽调大批地方干部，组成“南下工作团”，随解放部队南下。
当时，我在寿阳县八区工作。2月22日，我正在村里搞土改，接到通知，说回区里有事研究。于是，我毫不迟疑地带上生活用具很快回到了区里。到区里后，区委书记张谦恒找我谈话，说县委决定南下干部名单中，八区有3人，王福章（区长）、左福林（组织委员）和我（城联委员），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提出来，我说同意，坚决去。他接着说，你可以回家安排一下，按时来报到。
26日，全区干部合影留念后，我回到了定襄老家。家里亲人以及全村老小，都知道我要去南方，所以整天人来人往，问这问那。有的讲：“全国要解放了，蒋光头要完蛋了，打天下，就是要出去，见见世面嘛！”有的讲：“自古以来是少不南下，老不北上。”还有不少谣言如南方的蚊子有手指大，墙壁上能烤熟烧饼，等等，我不知真假，怎能反驳？
年迈的外祖母和6位舅父及10多位表兄弟，还有姑母，对于我走革命道路都不反对，说男子汉出去闯一闯有好处，但要多写信回家，不要忘记他们。母亲、婶母（生母）、妻子和弟弟只是说：去吧，到个地方就来信，不要让家里人挂念。唯有叔父（生父）是共产党员，毫不含糊，坚定地说：“解放全中国正是需要人的时候，一定要去，多来信，条件许可时，回来看看。”
3月21日下午7点，出发时大雪飘飘，天气寒冷，可我们的心是热乎乎的。这批走的裴新元、李子英、刘有林等9位同志和送行的同志们，喜笑颜开，说说笑笑地来到了火车站。我第一次乘坐火车，在一片“热烈欢送”声中，离别了寿阳。第二天中午到达石门（石家庄市），当晚到八条胡同悦来客栈住宿。
之后，晋中地区的南下干部，开始了40天的南下学习。首先是听学习动员和当前形势报告，是在石门“革新戏院”听这两个报告的。我第一次穿上新发的黄色制服，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戏院，心情格外激动。其间，我们用了20天的时间学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端阳节那天，南下工作团组织了文娱晚会，自演了“夫妻识字”、“光荣花”、“兄妹开荒”等歌舞剧，我还是个配角呢。这一天，原寿阳县委书记王一平在动员大会上宣布了新调整的第一中队，分配在湖南一分区（后为湘潭地委）的湘阴县。他介绍了该县的基本情况之后，宣布了领导班子和干部名单：县委书记华国锋，副书记王一平，县长张国权。全县8个区（办事处），一区（城关），区委书记苏克（后改为李青），区长李养令，计10人，我为宣传委员。
工作团到达南京后，休息了两天，瞻仰了廖仲恺墓、朱洪武墓和中山陵，还参观了蒋介石的公馆和飞机场，使我懂得了不少历史知识和社会知识，收获不小。6月24日，工作团来到长江“招商局第三码头”，乘“江汉号”客轮，向武汉前进。为防止敌机袭扰，多在夜间和雨天行驶，历时7天到达汉口。在武汉等了12天。为防止意外，不准个人单独外出，只集体到“民众乐园”看了一场京剧《李闯王进京》。
8月2日，我们从岳阳乘坐小火轮到达湘阴。上岸时，我们都穿上了新制服，背着行李，迈着整齐的步伐，在地下党同志的带领下，走向县城。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欢呼声和鞭炮声中，我们走到地下党安排的住处，放下背包，立即上街。一面宣传，出“安民告示”（约法八章），一面听取群众意见。我同张国权县长的爱人张改益外出宣传，每到一处，拿个小板凳或者就地坐下，同群众攀谈起来。语言虽有点困难，还能勉强听得懂。
他们得知老张是县长爱人，立即站了起来，请“太太”坐个好凳子，又是行礼又是作揖，恭敬极了！我们就宣传新旧政府的区别，革命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么一来，人越来越多，熟悉起来后，问这问那，你们还走不走？国民党会不会再来？我们作了肯定的答复。群众很关心我们，说你们胆子太大，一两个人到处跑，有坏人呀，要小心。
『组建“火花工作队”』 1949年8月2日，湖南省湘阴县县委、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接管旧政权，建立新秩序。宣传政策，安定民心；征集粮食，支援前线，消灭土匪，维护治安；修堤筑坝，组织生产等各项工作相继开展。在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县委培养、选拔本地青年干部的工作也开始了。
8月10日，县委书记华国锋找我谈话，他一见面就说：“仲喜同志，给你个任务，县委决定培养本地干部，除开办地方干部学校外，还要组织工作队下乡，锻炼考察一段时间，再正式分配工作。有20多位青年知识分子，都是大、中学生，有男有女，其中熊石刚是预备党员，还有几位是活动在地下党周围的青年。叫什么工作队？他们的意思是学列宁办《火花报》的精神，取熊熊烈火中的一朵火花之意，叫‘火花工作队’。我看可以，南下的同志就你一人去，担任副指导员。”
我一听，心里有点畏惧，就说：“华政委（当时公开称县、区委书记为政委），我还没接触过大学生，这个任务，怕完成不好。”
华政委说：“不要紧，用不着担心。他们有文化、有知识，接受问题快，这是优点，对于革命知识、革命工作得从头学起。你和他们打成一片，认识他们，熟悉他们，一定能搞好的。任务就是宣传我军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和必胜信心，宣传政策，安定民心，借粮支援前线。既要利用乡保长，又要警惕他们搞鬼。”这番话使我的顾虑减少了，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几天后，“ 火花工作队”组成了，共21 人，年龄大都在20 岁左右，最大的30 来岁。队长毛湘藩，副队长陈俊昆，指导员熊石刚，我任副指导员。队员有毛林贤、陈新民、周勃等。工作队集中学习、讨论了一天，特别强调了深入群众，遵守纪律等注意事项。队员们都很认真，不懂就问，毫无我原来想象中的“傲慢”表现。8 月19 日下乡时，县委书记、地下党负责人亲自到“文庙”前送行。夏日，天气炎热，同志们都背着行李，徒步10华里泥泞小路，傍晚到达导南乡公所，接待我们的是乡长蒋革新和一位干事。我们没有在他们安排的房间住宿，而是在一个戏台站打铺睡觉。
当时，土匪活动猖獗。一天晚上，我们发现了土匪，叫醒群众，立即追捕，土匪跑掉了，我们截获一支步枪。
我接收的几名小队队员，同志们反映，有的人来路不明，要注意。捞溪桥一位小商，也向我们密报：区小队有两个人可能是土匪，要小心。正当调查核实的时候，县公安局长郑维亮派人来抓这两个土匪，要我协助。我说：“这两个人在我手里，先莫急，等他们睡觉到天亮时再去抓。”次日，很顺利就将这两人逮捕了。郑局长讲：“到底是搞过公安工作的，有一手。”我说：“这是新干部和群众的功劳。”
在筹建工作队的过程中，我们就宣传工作做了大量的准备，谱写队歌、练歌排剧、写标语、画漫画等等，工作非常认真。《火花工作队队歌》是陶厚敏作词、陈新民谱曲而成的：“以热情似火，意志坚强，年轻的伙伴，一起工作，一起学习，奔向原野，和着群众的声音，齐声歌唱！”我们还宣传“多粮多借，少粮少借，无粮不借”等各项政策，效果甚好，鼓舞了群众的送粮热情。工作队员能联系群众，我们有规定，不准住大户，只能住在穷人家里，不准到乡保甲长家里和大户家吃“ 派饭”。这个食宿条件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很不习惯的。但大家都做到了。
解放初期，思想不稳，借粮支前任务十分艰巨，斗争激烈，谣言很多。突出的是反对、歪曲“ 合理负担”，“ 多粮多借，少粮少借，无粮不借”的政策。我在导南乡公所旁的一户农民家中住了几天，一个晚上，主人拉我在火炕上面对面地喝酒，没有菜。当我得知是找人帮忙调解纠纷时，我接受了。不出所料，是要减少他家借粮数，我讲交个朋友都讲老实话。从他家谈起，说到大户的暗中活动，要把借粮的大头压到有点田而主要靠佃田为生的贫农、佃农身上，大大减少了屯粮大户的借粮数。我俩算了几户，他家的也算清了，他高兴极了，联系了一批积极分子在会上揭穿了大户的花招，有根有据地把大户算清了，几天就完成了任务。
在熊家岭一个40 多户的大屋场，住有两兄弟，是方圆几十里的屯粮大户，连乡丁都敢打，乡长拿他也没有办法。工作队员受到了围攻，区小队员去被打了出来。我集中了工作队和区小队的大部分同志去了，刚上台阶，只问了一句：“你们为什么打人？”他家老二紧握拳头，向我胸部打来，我侧身避开，抓住他的衣服，摔到院坪。不知谁大喊一声：“你敢打区长！”老大害怕了，藏了起来。我们把他搜出来，将两人连夜送城关区政府处理。次日，他家老小又是认罪求情，又是保证交粮，3 天全部交完。整了熊家岭一霸，广大群众拍手称快，促使两乡借粮任务顺利完成，县委表扬了工作队，《新湖南报》也发表了赞扬文章。
一个月的时间，工作队完成了任务。接着我又被组织上安排同一批湘北建设学院的学生和新吸收的干部下乡去搞秋征。
1950 年3 月，我从富裕的鱼米之乡洞庭湖区，调到了千里之外贫困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湘西，那已是后话。■
（该文摘自《文史博览》杂志 2009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