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30 年纪念行将全面开始的时候, 废除“文革”的前中国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先生8 月20 日已驾鹤西去, 但他在改革开放史上的地位似乎得到的仍然是较为尴尬的评价。我们通常都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打破“两个凡是”思想迷雾的航灯, 通常把去除掉华国锋的权力视为改革开放开始和深入发展的前提, 华国锋在历史上一直被定位为改革的最大阻碍。但历史是人书写的, 华国锋固然有过错,但他对于中国发展所做的贡献并不能全盘否定, 除了“文革”之外, 他对于改革亦有开凿之功。
1977 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 这个会议决定了邓小平的复出, 也给1976 年天安门事件平了反。今天回过头来看, 虽然有各方压力, 但如果没有华国锋的点头, 邓小平能不能实现第三次复出就还是一个未知数。毕竟, 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 华国锋是党政军一肩挑, 既是中共中央主席, 又是国务院总理, 还是中央军委主席, 可谓权倾一时。在这次会议上, 华国锋有两句重要的话, 一句是给“天安门事件”的, 他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 表达自己对周总理悼念之情, 是合乎情理的”; 一句是给邓小平的, 他说,“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从这两句话来看, 华国锋并没有遵守“两个凡是”。因为“天安门事件”是毛泽东定的反革命性质, 邓小平也是毛泽东亲自撤的职。可见, 华国锋并非大家想象中的那样食古不化。
其实,“两个凡是”有四个版本。
第一个是1976 年10 月26 日华国锋首先提出来。他在谈到报刊批判“四人帮”的问题时曾明确表示, 要注意把“四人帮”的罪行同毛主席的指示区分开来, 凡是毛主席讲过的, 点过头的, 都不要批。
第二个是1976 年11 月30 日, 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德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指示的, 毛主席肯定的, 我们要努力去做, 努力做好。”
第三个是1977 年1 月21 日的华国锋讲话提纲。在这个提纲里, 华国锋要求把他在10 月26 日的中央宣传口的意见写进讲话稿中。其中有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 我们都必须维护, 不能违反; 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议论, 都必须坚决制止, 不能容忍。”
第四个就是众所周知的那个“两个凡是”, 也就是1977 年2 月7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的那篇著名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的“两个凡是”。这篇社论, 是时任中央宣传口“副口长”李鑫( 相当于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和他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的人起草的, 汪东兴在社论清样上写了一段话:“这篇文章, 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 我看可以用。”他决定以“两报一刊”社论形式发表。社论说:“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 我们都坚决拥护, 凡是毛主席的指示, 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两个凡是”的标准版本,也是流传最广的版本。
李鑫这个人也是一个有复杂人生的人物, 要追溯改革开放史前史, 就不能不谈起这个人物。他曾经是康生的秘书, 后来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团副团长, 也担任过国务院研究室领导成员, 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副主任, 可以说既掌武又掌文。这个人有一个重要功绩: 解决“四人帮”是他最早向华国锋提出来的, 也是他促使华国锋增加了解决的决心。虽然后来李鑫受到了批判, 但功是功, 过是过, 不能以过非功。事情是这样的: 1976 年9 月21 日晚, 江青、张春桥请李鑫详细汇报警卫团的人员编制、武器配备、警卫布置情况。没想到李鑫随后即把谈话内容全部报告了汪东兴和华国锋。后来发生的一切就众所周知了。
我们看什么东西不要一味看历史结果, 讲究成王败寇, 而要看看当时的历史情境究竟是怎么样的。华国锋同他的部属们固然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 但错误到什么程度, 需要考量。换言之, 华国锋结束了“文革”, 那么他有没有成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可能?
我们只知道1978 年10 月底邓小平访日, 1979年1 月底访美, 却不知道早在邓小平出国行程之前,华国锋已经开放了国门。从1978 年8 月14 日起, 华国锋正式访问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其中, 对南斯拉夫的访问是对1977 年8 月30 日至9 月8 日铁托访华的回访。关于恢复中南关系, 邀请铁托访华,其间有曲折, 但也看出了华国锋的思想还是比较解放的。其实, 早在1958 年, 中共就中断了同南共联盟的党的关系, 把南视为非社会主义国家, 并开展了大量的舆论战。虽然后来出于中苏关系变化, 毛泽东在1975 年会见南斯拉夫总理比耶迪奇时, 曾赞扬“铁托是铁, 不怕苏联压迫”, 并问候铁托总统。但是邀请铁托访华, 这就涉及要不要恢复中共同南共联盟的党的关系的问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部长朱良回忆说, 当时我们内部有一种意见认为, 我们过去反对南共联盟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 不能否定。但华国锋和主管宣传工作的耿飚等同志没有理会争议, 很快就确定了和南的关系重新修订的大政方针。
这次南斯拉夫之行对华国锋的触动很大, 尤其在对外开放方面。华国锋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对外经济合作十分感兴趣, 他认为这种合作完全开放, 搞补偿贸易, 吸收外国投资, 合作经营, 生产协作等等,看来也没有损害国家主权。看了南斯拉夫吸收外国贷款的情况, 他又说, 看来我们吸收外国贷款“ 似无不可”。这说明, 在那时起, 华国锋已经有意打开国门, 搞对外开放了。
不仅在对外开放方面华国锋有触动, 在企业改革方面华国锋也先人一步地进行了改革思考。他在考察完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同中国同类的工厂、企业后,认为它们的规模、设备都不如中国, 但效率比中国高很多, 企业还挤出一部分产品出口换外汇, 而“中国企业的权力太小, 经营管理有问题”。他还说,“我们关门自己搞, 既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 又由国家垄断出口,企业产品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去接受外国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裁判。”这说明, 华国锋并没有恪守“文革”思维, 而是积极谋求变化, 在对外开放这一点上, 应该说, 华国锋与邓小平经此有了底线共识。
华国锋认为这次访问很大的成果, 是开阔了眼界, 有助于解放思想, 找到了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差距。我们要争取时间赶上去。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顺利召开, 之所以能够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次访问至关重要。从这一点上来看, 华国锋仍然没有履行所谓“两个凡是”。既然华国锋自己都没有搞“两个凡是”, 自己都倾向于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 又怎么能够把华国锋树为改革的最大绊脚石呢?
历史是人来书写的。对于华国锋来说, 他是毛泽东亲自扶上来的, 但在党内没有历史根基, 加上他被广泛公认的“ 忠厚”性格, 是个弱势领导人,“ 两个凡是”的出台有加强他的接班人正统色彩的意味。这是他较为传统, 也较为失策的一面。实际上, 经过铲除“四人帮”一役, 他在党内已经确立了最高领导人的地位, 党政军三权在握, 按照党内规则, 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权力, 但他到底还不是大政治家。虽然他对于改革开放也有开创之功, 但却坐失了成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历史成就了邓小平却没有成就更年轻的华国锋的重要原因。
华国锋逝世后, 官方和民间不少人给予了他较高评价。这说明他做政治家虽然没有登峰造极, 但做人却算是成功的。改革开放风云多变, 一个似他这样没有经过多番挫折的有大气魄的人, 可能也经不住那么多的风波, 这是他个人的可悲之处, 也是他失败的重要缘由, 但不能以此把他彻底推向改革开放的反面。
（该文摘自《源流》杂志2008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