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农业发展速度，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为了尽快地把农业搞上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政策的出发点首先是要发挥我国七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公社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帐目公开。这些重要的政策，体现了我们党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几亿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证他们的民主权利；体现了农民真正是集体经济的主人。持续地、稳定地执行现阶段农村各项重要政策，对于发挥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快农业发展速度，必将产生巨大的作用。
党的三中全会重申和充实发展的这一系列重要政策，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建国以来，我国农业的发展是有曲折的，前一段比较快，后一段比较慢，有些地方甚至下降倒退。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几年，由于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妥善地处理了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使这一涉及几亿农民的
生产关系的大革命，稳定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一九六二年，《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即“六十条”）颁布以后的几年，我们党在农村的正确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迅速扭转了三年困难时期的被动局面，使农业很快得到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遭到了十分严重的破坏，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好些地区甚至下降倒退。粉碎“四人帮”以来，凡是认真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切实落实党的政策的地方，农业生产形势就迅速好转。去年，在解放以来罕见的大旱灾面前，有些省区能够战胜灾害夺得增产，或者减少了损失，也是由于党的政策的威力充分发挥了作用。实践证明，我们党的这一系列政策在农村已经深入人心，受到亿万农民的热烈拥护。政策落实了，群众就高兴，生产就顺利发展。正如华国锋同志所指出的：这些政策是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和壮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正确政策。
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农村政策遭到破坏的时间比得到认真执行的时间长得多。值得深思的是：林彪、“四人帮”这一小撮为什么能够有那么大的能量，把农村政策破坏得范围如此广，时间那么长，危害程度如此严重，今天割“资本主义尾巴”，明天搞“穷过渡”，把好端端的农村闹得鸡犬不宁？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多，有些地方为什么不但继续搞那一套极左的东西：批判定额管理，取消评工计分，取代集市贸易，限制家庭副业，没收自留地，搞“穷过渡”，等等，而且公然攻击落实党的农村政策是对农民的“让步”，是“行小惠”，诬蔑群众和干部要求落实政策的呼声是“吹冷风”，搞“倒退”？根本原因就在于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是一条极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很容易欺骗一些人。长期以来，有些地方不断地反对什么右倾，反对什么复辟，大批所谓的资本主义，折腾个没完没了，实际上他们所反对的、所批判的就是党在农村的正确政策。这就把是非完全颠倒了：破坏政策的行为，被认为是革命的行动，破坏政策的人受吹捧，被提拔；认真执行政策的人，则被认为是老右倾，老保守，搞复辟倒退，走资本主义道路，挨批挨斗，罢官撤职。这些极左的说法和做法，使很多干部产生了程度不同的“恐右症”，使林彪、“四人帮”破坏农村政策的罪行在不少地方受不到有力的抵制，甚至畅行无阻。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好些地方对“四人帮”的极左流毒没有认真揭批，“‘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精神枷锁仍然禁锢着不少干部的思想。有些人因为搞惯了“左”的一套，甚至因此扬名得利，现在要他们来批极左，当然不容易转过弯子。有些人接受多少年的经验教训，总把在政策问题上的拨乱反正看做是冒风险的事情，怕再反右。这就是当前落实党的政策的最大的思想阻力。当然，前些年有的地方确实也存在一些很右的东西，在“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横行的地方，他们大搞分田单干，投机倒把，盗窃国家或集体财产，贪污腐化等等，那才是真正的在复辟资本主义。对于这些真正右的东西，理所当然地要进行批判，要坚定不移地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发展集体经济。
落实农村政策是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群众的迫切要求，但也有不少同志还心存疑虑。他们担心现在强调落实政策，不过是解决当前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的“权宜之计”，几年之后，农业生产情况好转了，会不会又来一次反右倾呢？这种余悸是有根据的，这是农村政策多
次反复的结果，也是“恐右症”的另外一种表现。应当承认，这样反复的现象的确是有过的，这主要是林彪、“四人帮”干扰和破坏所造成的，我们必须挽回长期以来这种失信于民的影响，防止“左”倾复活，坚决采取措施落实党的政策，取信于民。
首先要治好破坏党的政策的“‘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顽症。这种顽症已经害得我们吃够了苦头，教训特别深刻。建议各级党委，广泛地发动干部和群众，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认真地总结多年来的经验教训，肃清这种“左”比右好的流毒，使干部和群众从自己的亲身经历看一看“左”究竟是比右好，还是同样的害国害民？同时，也应该联系实际，具体分析一下，过去批判的所谓右倾，究竟是真正的右倾，还是坚持实事求是认真执行政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分析一个社、一个队，甚至一个农民家庭的具体的经历，来认清极左的危害，也是对林彪、“四人帮”搞极左的反革命活动的有力批判。只要把极左批透了，划清了界限，统一了认识，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我们就能够持续地稳定地执行党的各项政策。
要取信于民，必须维护党的政策的严肃性。在执行政策问题上，一定要是非分明，赏罚严明。要表扬那些执行政策的模范，要表扬那些敢于同破坏党的政策的现象作斗争的先进分子。对于那些横行霸道、破坏党的政策、投机取巧、升官发财的典型，要坚决予以揭露、批评和处分。粉碎“四人帮”以后，对现阶段农村的各项政策，党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和社员群众的经济权利受到新宪法的保障，我们正在通过健全法制来保证各项重要经济政策的实现。对于那些继续严重破坏党的政策的人，必须绳之以党纪国法，而不能纵容姑息，否则，我们的政策就不能取信于民。
落实政策事关社员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各地应当在春耕大忙之前，把党的各项政策原原本本地向群众宣传讲解，让党的政策和广大群众直接见面。把“武器”交给群众，把亿万农民群众动员起来，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使群众敢于起来抵制、批评、揭发和控告那些违反党的政策的人和事，直至使他们改正错误为止。这是我们持续地、稳定地执行农村政策的最有力的保证。
（选自1979年1月26日《人民日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