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社会和解氛围的初步显现
二、早春:科技界知识分子的“解放” 第101页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我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科技界也是一片萧条。到了1977年,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的总体水平落后了,出现了令人痛心的知识断层。这一年,美国有科技人才120万人,苏联90万人,而我国只有20万人,其中许多是老弱病残。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各个科研机构和科研院所的领导与专家就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打倒,许多科研课题的研究,重大项目的攻关不得不停顿下来。随着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开展,各个科研机关的党委、行政领导机关也被斗垮,工作随即瘫痪。接着又批判科学技术工作人员中的“白专”道路,从精神上限制人们对业务和科学技术的钻研。“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开展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更使广大科技工作者噤若寒蝉,人人自危,人人紧张。作为科技界“国家队”的中国科学院,原党组成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全部被打倒,71名局级干部中有59人被列为打倒或重点审查对象,处级干部有半数以上被打倒。研究人员中,北京地区170位高级研究人员有131人被列为打倒或重点审查对象。全院被抄家的有1909户,被迫害致死的有229人,其中高级科技人员27名。在上海,中国科学院系统被迫害致死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0.68%。广大科技人员被当作应予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约有30多万人被下放到工厂、农村进行所谓的劳动改造。
当“文化大革命”结束,国门徐徐开启的时候,人们惊异地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科学技术更加日新月异,我们已经远远地被甩在了后面。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赶超意识的民族,面对落后的形势,陡然而生的紧迫感,使科技界的拨乱反正比其他领域的拨乱反正更为彻底地开展起来。
1977年以后重新开始的科技界拨乱反正工作,其重点当属对中国科学院整顿和工作恢复。
1977年1月,中央（华国锋）派方毅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
工作千头万绪,方毅首先选择清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重新建立党的领导机构为突破口。
组织和思想上的初步整顿为拨乱反正的迅速深入展开创造了条件。
会议讨论了《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中国科学院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规划纲要提出了分子生物学、材料科学、半导体、计算机技术和科学遥感技术、激光技术等五个重点科研项目。同时要求重点抓好高能加速器、重离子加速器和大型受控热核反应实验装置等三项重大科学实验工程。
这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对恢复科学院科研秩序作出具体部署。这次科学院工作会议不仅为中国科学院工作全面走上正轨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对正在全面展开的中国科技界拨乱反正工作起了示范作用。
会上,华国锋提出,考虑要开一个全国科学大会,把劲鼓起来。他指出,科学实验是二大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科学技术,一个是普及,一个是提高。要搞群众运动,也要强调专业队伍,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对过去十七年的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应有个正确估计。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应有正确的了解。为了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要召开一次全国科学大会,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大会由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委负责筹备。要在二二十年内努力把科学技术搞上去,开个科学大会,把劲鼓起来,要使全国震动。科学大会的规模可以大些,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对人民有贡献的科学家要给予表扬,要鼓励。他们应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大会由中央召开包括工业、农业、商业、国防、外贸等各方面的科学研究部门。会议决定发个通知,把大会要讨论的问题都点出来,要把全国发动起来,要把20世纪的要求写出来。科学技术不仅本身要现代化,而且要走在前面,要为四个现代化作贡献。要大造舆论,使得大家看了通知就坐不住了。科学大会要开得热火朝天,起草个通知,报政治局讨论后发布全国。
这以后,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了。
三天后,中共中央批准了由方毅任组长,包括李昌、武衡、张爱萍、李耀文、方强(后改为邹家华)、姚依林、刘西尧等16人组成的筹备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6个工作组。其中,秘书组负责筹备工作办公室的日常行政事务,并为科学大会的会务工作作准备;文件起草和简报组负责起草通知和编发工作简报;评选组负责评选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要表彰和奖励的科技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人物以及重要科技成果;宣传组负责大会的宣传报道;展览组负责筹办一次全国科学技术成果展览会。
在各方面力量的推动下,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工作进一步加快。从
为了广泛掀起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热潮,
对全国科学大会的热烈宣传,目的就是要找回科学的尊严,努力营造一个重视科学、发展科学的社会氛围,为全国科技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创造条件。事实证明,在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科技战线的各项工作紧张而有条理地开展起来了。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
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出席了大会。邓小平在开幕式上宣布:党中央决定召开这次大会的目的,就是动员全党全国重视科学技术,加速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接着,他针对长期以来认识一直比较混乱的几个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和阐述。
华国锋在大会上作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报告强调,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摆在全体人民面前的一项极为巨大的任务。这是一项战略任务。为了提高我们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有必要重申毛主席提出的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方毅在会上作了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规划和措施的报告。大会讨论通过了《九七八至九八五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案)》,确定了今后一个时期科技战线的工作任务,表彰了1192名先进科学技术工作者836个先进集体和7657项优秀科技成果。
这篇讲话稿的初稿是由著名作家徐迟起草的,后来,经过国家科学委员会胡平修改,并选定了“科学的春天”作为讲话稿的标题。病中的郭沫若对讲话稿十分满意,表示同意使用。
这篇讲话是这样的激动人心,以致久久地留在与会者的心中,留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记忆里。后来,这篇书面讲稿收入了教科书,成为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耳熟能详的名篇力作。“科学的春天”也由此成为许多老一辈科研人员最温暖的回忆,成为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最具有转折意义的标志性符号。
科学大会的召开,如春风送暖,激发了中青年科学家的报国情怀,也搏动了老科学家老骥伏枥的不已壮心,“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30年后,当年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这一情景的吴明瑜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们中国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是最廉价,也是最可爱的,56块钱的工资一拿就是几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一旦我们的党进行了拨乱反正,向他们发出召唤,最后还是一心向着党、向着祖国,向着科学。”
科学大会也极大地激荡了全国人民学习科学,尊重科学,追求科学的热潮。在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日子里,大会秘书处先后收到各地区、各部门向大会献礼的科技成果1319项;收到贺电、贺信、建议和其他来信共2万多件。江苏省铜山县的两位小学生,还寄来了两条红领巾要求献给两位年龄最高的科学家,以表示他们对科学家们的崇敬之情和美好祝愿。
这次大会后,随着大会精神的贯彻,科技战线开始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知识分子政策开始得到落实,科技人员处境开始得到改善。国家颁布了发明奖励条例,恢复了评定技术职称制度,并对中、青年科技骨干实行科研津贴。一些科研人员用非所学的问题,也开始得到解决。
在此前后,科研机构也开始全面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农业科研系统,1978年5月,国务院批准恢复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林业科学院。地方的农业研究院所也同时得到恢复。到1979年,地市以上的农林牧渔和农机方面的研究机构已恢复到597个,职工达到2.2万人。
工业系统的科研工作也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仅机械工业系统的企业,到80年代初,约有科技人员34万人,其中,从事开发研究的约5万人,部分骨干企业已具备独立研究开发的能力。
科学春天的到来,温暖了广大科技人员的心,激发了他们献身科技事业的热情。从1978年到1982年,全国获得国家发明创造奖的项目多达642项,比此前获奖的总和还要多。
1978年7月,美国科技代表团来到北京。在同方毅的会谈中,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中国提出除进行科技方面的交流外,还准备大批地向美国派遣留学生。这年年底,中国首批派往美国的50名留学访问学者启程了。这一年,中国向世界28个国家共派出了480多名留学生。
中国科学技术的新时代就这样生机勃勃地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