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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摘录

2015-07-01来源:人民日报编辑:

 

毛泽东从未向华国锋谈过“血雨腥风”中交班  第392页


『叶剑英转述毛泽东的一段话出处何在?』

胡绳前辈在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所作文章《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中这样写道:

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前几个月,社会上传出了他的一段谈话。这时,“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经临近尾声,但谁也不知道局势将如何发展。据说那年6月13日毛主席讲的这段话,说的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和后事。

他是这样说的: “中国有句成语,叫作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 总可以论定了吧?”这段话中最重要的是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 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 取得了全国政权。他说:“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 无非是要我及早地把那个海岛(指台湾) 收回罢了。” 然后他讲第二件事:“另一件事, 你们也知道, 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 反对的人不少。”

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记录是否绝对准确,固然很难说,但恐怕是八九不离十吧。(摘自《胡绳全书》第三卷,第136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

胡绳的话没有讲得那么确定,表现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严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就讲得更多些:

这一年, 毛泽东在他的住所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 我八十多了, 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话叫“盖棺定论”(原文如此), 我虽未“盖棺” 也快了, 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 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 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 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 只有那么几个人, 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 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 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 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 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 了。你们怎么办? 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这番话, 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 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 之一, 显然是不适当的,也不符合实际。但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明知对这场“大革命” “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怎么交这个班? 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摘自:《毛泽东传》下卷,第1781-178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毛泽东传1949—1976》这样写的根据是什么呢?书中特别注明参见叶剑英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叶剑英的这个讲话是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的,但是听到、看到的人比较少。

叶剑英不止一次讲过这番话。1976年8月15日向熊向晖讲过;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过;1979年夏,叶剑英向起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讲话的写作班子也讲过。当时笔者所在的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有不少同志参加了这个写作班子,聆听了叶剑英的讲话。那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三年,大家经常讨论“文化大革命”,总结教训,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成因、过程及结束。叶剑英所转述毛泽东的这段话当天就在机关传开了,引起大家心灵的震动和共鸣。首先是惊愕,毛泽东这样看重“文化大革命”,那还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吗?毛泽东预料到在“血雨腥风”中交班,那他为什么不自己解决“四人帮”?华国锋是不是听了这些才下决心粉碎“四人帮”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样估计的?一连串的问题浮现在脑海。那时思想活跃,气氛宽松,大家议论纷纷,各抒己见,直抒胸怀,争论不休,人人激动,场面热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人建议将这段话选入毛泽东选集或全集。研究历史,出选集、全集都要有文字依据,或是手稿,或是讲话记录稿,于是就查这段话是否有原始文字记录。因为要出版毛泽东选集、全集,从全国各地集中了大量资料,直接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拿到许多档案。但是没有查到有关这段话的任何原始文字材料。胡绳时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他完全了解这个情况。所以在他的文章中既没有全文引用这段话,也没有指出毛泽东是向谁讲的,只是含糊地说:“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记录是否绝对准确,固然很难说,但恐怕是八九不离十吧。”

而逄先知、金冲及是1980年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对此情况并不知情。

1979年夏,叶剑英向起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讲话的写作班子讲的这段话,并没有用在他的公开讲话中。事隔不久,邓力群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引用了这段话。邓力群的讲话广为传播,理论界、新闻界都知道了叶剑英传达的毛泽东的这段讲话。这段话成为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心态的一个重要史料,被广为引用。


『“血雨腥风”中交班的含义是什么?』

这段话之所以引起强烈的震动,一个是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另一个是关于在“血雨腥风”中交班。胡绳为此专门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另一篇是《对〈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的说明》,可见他对这段话的重视。在众多研究毛泽东生平思想的著作中、在研究“文革”的著作中常常引用这段话。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胡乔木曾经建议把毛泽东的这段话引用上。

对这段话应如何理解呢?胡绳回忆:

1991年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胡乔木同志曾经建议把毛主席的这段话引用上,证明毛主席到最后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但因为这本书的篇幅有限,如果引用这段话,还得多说些话,所以没有引用。现在我在这文章中引了,也算实现乔木同志的一个嘱咐。不过,这里也没有引用全。毛主席说,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说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根据这两句话也许还不足以证明他这时候对‘文化大革命’已经失去信心了。实际上,他下面还有几句话。他说:‘这两件事(包括第一件事,第一件事他说台湾还没有收回)都没有做完。这笔遗产将移交到下一代去了。和平移交不行,看来要在动荡中移交了,搞不好就要血雨腥风。’这反映了毛主席在逝世前三个月,身体很坏,心情很伤感。自然规律使他生命不能再延长一些,精力更充沛一些,要不然,他恐怕要重新考虑这些问题。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1993年,胡绳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中写道:

毛主席在那时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显然已不是那么绝对自信。但是他的看法和历史的定评,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对毛主席所说的两件事,历史的定评是:前一件事是改变中国的悲惨的、痛苦的命运,造福千秋万代的伟大胜利。后一件事却是巨大的错误和巨大的失败。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中的一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件事确实极为浓重地带有他个人的印记。

但是后人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不能同意他自己所作的这个概括,不能同意把他的后半生概括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巨大的错误。

毛泽东的前半生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达到了完全的胜利。他的后半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没有能够达到应该达到的目的。虽然在他的探索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并且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但是历史不能忘记他首创进行这种探索的伟大功绩。

综合本文的论述,毛泽东一生是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要战胜如此强大的敌人,中国革命不能沿袭别国的模式,而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独特的道路。毛泽东敢于和能够抵制从国际来的错误的影响,找到并坚持唯一能使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才使他能够完成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是在以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是这种探索的开创者。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抗拒来自国外的强大影响和强大压力,从而发动并且坚持进行这种探索。所以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毛泽东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种探索开花结果,但是在他的学生手里,能够抗拒任何风霜的花和果实已在中国的大地上繁茂地生长起来。


『对毛泽东这段话的考证』

那么,毛泽东是什么时候讲的这段话?

胡绳认为:“毛主席临终前不久,讲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讲话的时间是6月13日,不知怎么,错写成4月30日,应该改正。”(摘自《胡绳全书》第三卷,第196-198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

毛泽东研究专家陈晋是1993年播放的电视专题片《毛泽东》的撰稿人,该电视片说这段话是毛泽东在6月25日讲的。

这两位权威人士的说法不同。我们期待《毛泽东年谱》的出版,对此能有更权威的结论。

那么,毛泽东是向谁讲的这段话?

这段话,是由毛泽东对叶剑英讲的,他不止一次讲过这个话,可是没有一个人讲这个话是毛主席对叶剑英讲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认为是毛泽东向华国锋等讲的。1993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专题片《毛泽东》中说是毛泽东向华国锋、王海容讲的。

毛泽东是不是向华国锋讲过这个话?1993年12月,电视专题片《毛泽东》播放的一天晚上,我到华国锋家里。华国锋郑重其事地说:“海文同志!”他从来都称我海文,这次加上“同志”两字,显得格外严肃和郑重。听他这么叫我,我心中一惊,仔细听他讲下文。他说:“毛主席从来没有向我讲过这段话。电视里讲的是错的。”

2007年我得知中央文献研究室即将出版1949-1976年的《毛泽东年谱》,为了不再以讹传讹,特地向正在主持编写工作的熊华源讲了这件事。他很重视,向室领导逢先知报告。中央文献研究室为此特别向华国锋的秘书询问此事,曹万贵秘书的回答十分肯定,毛泽东从未向华国锋讲过此事。据汪东兴回忆说,毛泽东多次向他讲过这个话,不知确否,尚待进一步求证、研究。